时光如流水,转瞬之间,逝世二十二年的程应镠先生已届百年纪念,而作为后辈的我,也已接近他当年的高龄了。
回忆起来,我与程先生的相识和亲近,是始于1980年初次宋史年会,此后我又在上海暂住数月,在他领导下,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工作,以及后来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中的一些会务。程先生过去的情况和磨难,我还只是从其好友熊德基先生处,稍知一二。尽管程先生身处逆境,而作为中共党员的熊先生,却在事实上并未与挚友“划清界线”,一直保持了真诚的友谊。这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
程先生从魏晋南北朝史改治宋史,在校点《宋史》的极其繁重的工作中出了大力。毋庸置疑,对杂乱错讹极多,而又卷帙最大的《宋史》的校点,其难度和工作量肯定居二十四史校点之首。当标点本《宋史》问世后,自然会出现赞扬的声音。特别是在上海标点的五部史书中,《宋史》肯定质量最好。但程应镠先生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虞云国先生,记得他当时找程先生谈一点工作。虞云国走后,程先生向我称赞说,虞云国在大学阶段,正当标点本《宋史》问世不久,居然就找出此书的不少问题,难能可贵。
依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凡真心治学、有事业心、有责任感者,往往也自然而然地、真心实意地奖掖和提携后进,程先生当然也是这样的一位。虞云国先生正是在程先生的识拔下,得以进入了史界,而成长为一位有真知灼见的,有深入研究的,并且怀着对祖国、对史学发展的责任心,而有强烈民主意识的史家。
左三为程应镠先生
程先生虽然长期处于逆境,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真可说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似乎往日的委屈,在他身上简直就没有留下什么形迹。他处理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安坐不动,对人发号施令,而是事必躬亲,不惮烦劳。例如我们所写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释文稿,原来都附注相关的史料出处,出版后,才将相关的史料出处,都予以删削。他对每条释文都进行仔细审读。记得有一回,特别找我,为的是我的释文稿中所示的出处,他找不到相关史料。直到我翻开书,向他指明了在史料的何处段落,他看后才放心。他得病后,我有一次到上海看望,顺便向他报告一点中国宋史会的会务。程夫人李宗蕖先生有点不高兴,说:“就是为了宋史会,他才病成这个样子。”我听后,心里确实很不是滋味,这决不是对李先生的话有所不快。我也深深感觉到,程先生那种办事作风,对宋史会会务的认真,确实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而感觉难过和不安。
程先生有一回对我谈及他听陈寅恪先生课的体会,赞叹陈先生知识真是渊博,说相比之下,“郭老(沫若)是不如的”。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几十年后,还是不能忘却。记得在我的大学时代,陈寅恪先生是批判的对象,而郭先生则是又红又专的榜样,当时还传达郭先生的话:“陈寅恪是可以超过的。”程先生这番亲身感受,对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有相当帮助的。直至自己年过七十,方才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有高明的学者,却无完美的学者,但陈寅恪先生无疑是一座时代的史学高峰。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事实上还谈不上望其项背。至于郭先生,我曾在论文选《凝意斋集》的自序作了一个评论,记得已故的前辈、河南大学的姚瀛艇先生曾对我表示,他喜欢此段评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年纪愈大,似乎时光过得愈快,偶翻十六年前为戴静华师姐所写的悼文,最末有一段话:“人生一台戏,自己当然已经在唱收场戏,或者说是坐末班车了。然而每念及死者,也包括静华师姐,自己总感到,他们的辞世,是加重了自己的责任。无论如何,也要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最后做一点微薄的、却是不应不做的事,不计成败利钝,藉以悼念死者。”我想,对前辈程应镠先生在天之灵,最后想说的,也还是这段话。
(本文刊于2016年10月2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