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以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金以林、汪朝光三位教授共同做客上海大学,进行了一场座谈。四位教授分别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关系及国际关系四个方面与现场听众分享了他们的研究心得。澎湃新闻记者整理座谈录音,经发言人审阅、授权,与读者分享。
从1941年的皖南事变,到1943年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两次反共高潮之间,国共关系如何?金以林教授在座谈中揭示出这一段传统党史很少谈及的故事。
座谈现场
在抗战相持阶段,传统党史叙述中都会提到国民党有过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第三次1943年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但从1941年初皖南事变到1943年7月流产的“闪击延安”前后两年半,国共关系如何?以往研究很少谈及,其实这一段的国共关系相当缓和。特别是1942年8月蒋介石主动跟周恩来说,要去西安见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更积极表示愿与蒋相见,最终由于周恩来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中共中央决定派林彪去见蒋,希望缓和国共关系。这一段故事,是我们以前在党史叙述中比较少见的。1943年闪击延安是个未遂事件,但到了1944年以后,随着中共的壮大,再同国民党谈判时,已不是简单地提出承认中共合法、边区合法、军队扩编等问题,而是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最近的研究心得。
1941-1943:国共两党的缓和态势如何出现?
山西新军事件,实际上是由薄一波组织的山西新军(名义上隶属阎锡山),同阎锡山的旧军发生冲突。毛泽东在处理这次事件时采取的对策是军事上坚决反攻,政治上不仅不提反对国民党,甚至都不公开指名批阎锡山,而是要“在拥阎之下反对阎”。打了这一仗后,阎锡山被迫和中共谈判,重新划分防地。甚至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表示:今后“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毛泽东事后评价这次反摩擦的成绩时愉快地说:“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
皖南事变同前次最大的不同是,国民党中央军攻打中共直接指挥的新四军,且中共损失惨重。以中共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因此,毛泽东在处理皖南事变所采取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中共利用国内外的舆论共同发酵,赢得了人心,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令上的限制,很快重建新四军。同时,中共只将制造皖南事变的祸首定为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始终未正面攻击蒋介石。为此毛泽东特意致电新四军将领指示:“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
为什么皖南事变不久国共两党关系又会缓和,且长达两年多呢?
从国际因素来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2年元旦,《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蒋介石成为四大国领袖,而苏联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紧密,国民党为了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因此要改善和中共的关系。
那么,这一时期中共为什么也要和国民党改变关系?1941年以后,由于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中共在经济上压力很大。毛泽东曾多次说,如果不出大的变化,我们工作重点是经济工作,就是要解决吃穿住行。此后,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主要都是为了解决生存的压力——延安养不起这么多公家人。共产党根据地越来越大,部队规模越来越大,1937年八路军4.5万人,到了1941年增至50多万人,这些都是吃公家饭的人。因此,中共迫切希望同国民党缓和关系。
此外另一个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和中共仍认为蒋介石有投降的可能。中共党内对蒋介石不放心,特别是汪精卫投降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的担心更大。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个担心变小了——中英美苏成为同盟国,胜利是早晚的事。
未完成的国共谈判
苏德战争爆发后,原来亲苏的“新疆王”盛世才开始向蒋介石投诚。1942年8月,蒋介石成功收复盛世才后,到西北视察。此时由于日本占领了缅甸,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就剩下通过新疆的中苏交通。因此,蒋介石主动同周恩来提出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也认为为缓解中共根据地的经济压力,需要改善国共关系,并多次致电前方将领,要求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还反复跟周恩来说要见蒋介石。而在重庆的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认识更冷静,他认为蒋介石这番举动只是暂时的需要,反对毛泽东见蒋,后来派林彪见蒋。林蒋会晤后,毛泽东还询问见面情况,仍不放弃同蒋面谈的愿望。
盛世才与其妻女
这次国共谈判,中共主要提了四点:一是中共合法;二是军队扩编;三是边区正式改行政区;四是中共军队到黄河以北没问题,但要等到战后再说。最初,毛泽东对和谈的期望比较大,希望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民主的旗帜下,实现中共党政军的合法化。但蒋介石的态度是要以统一为名,收回对中共的军令、政令。
国共两党想法冲突,参与国共谈判的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明确说,共产党的想法和我们差距太大,建议谈判能拖就拖,于是双方就从1942年下半年谈到了1943年中。
闪击延安未遂:国共从缓和走向紧张
为什么蒋介石到了1943年又有了闪击延安的计划?一个关键原素就是1943年6月共产国际的解散。当时,苏联希望英美开辟第二战场,为了向英美表示诚心,于是解散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看来都是天大的好事。对中共来说,可以摆脱苏联的束缚,彻底实现独立自主。蒋介石则认为,没有了苏联的支持,可以乘机打击中共。
此外,蒋介石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他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会在这年7月对苏联开战,这在他的日记中多次记录过。一旦日苏爆发战争,他更可以借机荡平延安。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曾明确表示:国共关系的好坏,要看日苏关系的演变。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的一个月,7月9日,英美联军在西西里登陆,开辟了欧洲战场。而此时日苏并没有打起来,且胡宗南的军事行动被中共侦测到以后,中共在延安组织三万人大会,公开批判蒋介石,并要求在重庆的董必武与英美苏各界紧急联系,告之中国有爆发内战的可能,借此给蒋介石施压。由于本身行动的暴露,加之同盟国的一致反对,蒋介石最终放弃闪击延安。
考察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从宏观战略上来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大判断大体相当,但在具体战术上,蒋介石时常犹豫不决,且意志不集中。看蒋介石1943年6月的日记,他最关心的是修订这年上半年公开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中他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
而毛泽东在察觉蒋介石闪击延安的计划后,不仅动员一切力量反对,还公开让陈伯达在《解放日报》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以往中共对蒋介石很客气。此时,周恩来和林彪正从重庆回延安,途经西安时给毛泽东发电说,国民党似没有大的动作,不必过于反对,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毛泽东则坚持要透过国际、国内各界力量,高调向蒋施压。此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内部有分歧,毛泽东此举是想借蒋之手杀害正在回延安途中的周恩来等人。
在具体战术上,毛泽东比蒋介石更高明。我们耳熟能详的词句如:“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成;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力、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总结出来的。
《中国之命运》
中共如何提出“联合政府”主张?
王奇生、黄道炫两位老师都谈到抗战的领导权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说抗战就是中共领导的。正如胡绳所说:“抗战都是你领导的?那么蒋介石也归你领导?他错的你也要负责?抗战也有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也想领导,我也要领导。最后他的领导作用给我们限制住了。”此外,我还认为在中共党内也有一个争夺正确领导权的过程。
1941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说,抗战初王明从莫斯科回来时,许多同志都上了他的当,纷纷做检讨。当时,我也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条。直到1941年延安整风后,才彻底清算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1943年3月,毛泽东成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主席又是毛泽东,且有最后决定权。可以说直到这时,毛泽东才真正从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后不久,刘少奇、王稼祥先后在《解放日报》上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此时蒋介石也从方方面面争夺对国家未来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查蒋介石1943年6月的日记,十余次提到如何修改《中国之命运》书稿。他很看重这本书,甚至要求中小学生都要好好学习。当时的最高领袖“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重,蒋介石就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说如果主席不能行使职权,则由行政院长代行。1943年8月1日林森去世,国民党连夜开会,通过由蒋介石继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
国共两党经过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的较量,共产党对同国民党的谈判不再抱有希望。特别是经过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中彻底失去信心。此后,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接触中,已不再简单地满足于中共党政军的合法化,而是在这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也成为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报告的主题:《论联合政府》。(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