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仪式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举行。 中新网
1937年冬天在南京的那场大屠杀让人无法忘记、无法原谅。
在那个面积约6600平方公里的华东古城,短短六周,30多万人被侵华日军屠杀——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逝,这比罗马人在迦太基的屠杀或是二战中猛烈的空袭还要残酷。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天,南京城尸横遍野、尸臭弥漫。
第一个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当时冒险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
他在那年12月18日从美国炮舰上用无线电拍发的新闻稿《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中写道:“15日,广泛巡视市内的外国人,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的,由于恐惧慌忙逃跑的和一旦落后在大街小巷被巡逻队抓到的,不问是谁,都被杀害。”
77年后一个同样阴冷的冬天,记者探访了“南京大屠杀”发生地。
这是在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悼念这里的死难者的前夕。
破城——杀戮开始
南京正南的中华门城楼慵懒地躺在冬日惨淡的余晖中。几个玩鸟的人在城门前踱步,登城楼的游客三三两两。
这个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内瓮城外侧灰白色墙砖上斑驳的弹孔仍清晰可见,城楼下的介绍牌上记载,上面的木质镝楼毁于日军战火。
1937年12月6日,侵华日军向南京发动全面进攻。中华门一带是“南京保卫战”战事最激烈的地方之一。13日,从这个曾经俯瞰世界最强帝国都城的城门,谷寿夫带领日本第六师团突入南京城,其他几个城门也相继失守。
86岁的常志强常常会想起日军入侵前平静的南京城。他家住在城南,父亲在白鹭洲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母亲在家带孩子。“父亲话不多,但是非常孝顺;母亲手很巧,特别聪明,会做各种小鞋,人们跟她关系都特别好。”老人回忆说。
距离常志强家不远就是夫子庙,那里早在六朝时期就成了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常老还记得昔日的繁华。“杂技魔术马戏什么都有,还有拉洋片、说书的,有钱没钱都可以看。”他说,“每天二十四小时有卖小吃的,外国人也很多。”
1937年本是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整整十年,逢十大庆,市府大张旗鼓庆祝,举办各式展览。当年7月南京市发布的《民国二十五年度南京市户口统计报告》中显示,全市人口(并非只是城区)“计九十四万五千五百四十四人”。
随着战事的升级,从上海、芜湖、镇江等方面逃来的难民和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估计有10多万人涌入南京。而在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机关、学校、企业等纷纷西迁,大量市民也随之迁徙。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937年10月28日从东京发给驻中国北平森岛参事官的电报称:“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
常志强的父母带着他、他的姐姐还有五个弟弟逃到小王府园旁的内桥被拦下。“没有船了!”——看守内桥的国民党部队冲着一家人吼。
“当时天黑了,天又冷,小孩在大人背上冻得直抖。”常志强回忆说,“桥边有老百姓,我们就住到了老乡家里,准备明早天一亮就走。”
但第二天,正是12月13日。
著有《虚构的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称:“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共有120名摄影师、报纸记者和杂志记者等所谓新闻界人士进城采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见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情景,没有一个见过屠杀场面。”
常志强的记忆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城里一片火海,到处冒烟。”他说,日本人通过一座残破的夫子庙,很快到了内桥。“他们见人就杀,用刺刀戳,用枪打。”
当时他藏身的地方有三十几个人。“有一个伯伯,个子很高,一下子抓住了日本人的刺刀,争取了时间,父亲让母亲带着孩子们从后面退。”常志强说。
退到最后一间屋子里,没有地方跑了。日本兵追了进来,用刀刺向他的母亲。姐姐过去护,也挨了一刀。几个弟弟也去护着母亲,就连三岁的孩子都哭着扑向日本兵,咬他、扯他、推他,喊着“不准戳我妈妈”。
“他们以前胆子小得很,连狗叫都怕,当时不知道怎么的,一次一次被刺倒又爬起来,一边哭一边喊‘坏蛋坏蛋’。”常老的声音这时有点儿颤抖。
他最小的弟弟还未断奶,穿着开裆裤,被母亲抱在怀里,后来掉在了地上,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来抛出去六七米远,落下就不动了。
当时不到10岁的常志强赶快伏在弟弟的身上保护他,随即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弟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母亲身边去吃奶。
“母亲已经不能讲话,不住地掉泪。”他说。后来,来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哭着找自己的丈夫,常志强才知道,原来和日本兵搏斗的伯伯就是她的丈夫,曾经是唱戏的武生,人已经没了。他哭着告诉那个阿姨,要不是那个伯伯,更多的人会被日本兵杀掉。
母亲和弟弟们断气后,他和幸存的姐姐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看到了父亲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叫也不应。他一推,父亲倒了,地上有一大滩血。
常志强无力给亲人料理后事。很久以后他才听说,亲人的遗体被就近埋在了小王府园后面的菜地里。当地收尸的人告诉他,有个小孩趴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奶水、泪水、鼻涕结成小冰块,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江边——枪声、血色、火光
13日的暴行只是开始。在接下来的日子,日本人以搜查中国士兵为名,带走了很多青壮年,在不同的地点展开集体屠杀。
南京城北长江边的草鞋峡是屠杀人数最多的地方,从1937年12月16日到18日,大约有五万人在那里遇难。
从南京市中心开车到草鞋峡不过半个小时,然而时隔多年,这里仍然是个比较偏僻荒凉的所在,只有一班公交车通过,这里甚至成了驾校的练习地。
一座白色的碑孤零零地立在幕府山脚下,黑色大理石已经有些褪色,白色边框有的也断了。地上撒着米,不知是祭奠遇难者还是喂鸟。冷雨中,没有人停下脚步。
碑正面刻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纪念碑的对面已经看不见江水,而是成了一家自来水厂。水厂的门卫赵金海告诉记者,碑的造型就像一颗子弹,高12.13米,每年12月13日都有人来这里献花。
今年82岁的段月萍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创建者之一。她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寻访幸存者时见到的一位名叫唐广普的老人,曾见证过草鞋峡的暴行。
“他那时候六十多岁,以前是教导总队的勤务兵,中气足得很。”段老回忆说。
77年前的18日凌晨四点,日军开始把关押在幕府山下营房里的被俘中国士兵和平民用布条捆绑起来。因为人数太多,这个工作到了下午才完成。随后日军让认路的俘虏带路,谎称送他们走。
到了当年还是一片芦苇滩的草鞋峡江边,日本军官命令他们坐下。一些俘虏注意到日军队伍里有机枪,意识到大事不好想逃走,结果都被扫射倒了,血把江水染成了红色。唐广普用尸体挡住自己,直到日本兵吹哨集合走远了,才爬起来逃走。
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江边的集体屠杀地点有八九处之多。
曾经参与抛尸江边侵华日军第13师团65联队的分队长栗原利一的供述中清楚描述了当年在江边另一处屠杀地焚烧尸体的情景:“为了对尸山进行善后处理,特别动员了别的部队,用整桶的汽油把尸体全部烧掉了。这是因为把枪杀、刺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扔进江里,总会留下某些形迹,所以必须尽可能地把尸体‘换换装’再抛入长江。然而,缺少把大批尸体像火花那样一直烧到骨头所需的大量燃料,尽管猛烧一阵,还是烧得不彻底,留下一座焦黑的尸山,把这座尸山炮如长江的作业也是颇为费时的。(12月)18日干了一天也没能干完。用柳树枝等做成桥滚,拖起沉重的尸体投入江中,这种作业一直干到19日中午。”
第16师团步兵德田一太郎说:“在下关,大量的尸体在扬子江中漂流,尸体不断地被扔进去,江水成了满是尸体的浊流。”
在江边跑步锻炼的马国斌今年63岁,曾在江里游过泳。“这里水情复杂得很,水冷得很,深得很。”他说。今天,江边还立牌子警告不让游泳。
对面江北在雾中,时隐时现。当年的逃难者也是这样看着对岸。留在岸这边的多是南京的穷人,没有门路过江,因此也在这里惨遭屠戮。
文革之后,芦苇滩就没有了,江边建起了采砂厂,随后又建成了金陵船厂和货运码头。
马国斌在船厂工作了几十年。后来因为那里交通不便,船厂和码头渐渐废弃了,只剩下一些吊车孤零零地立在呼啸的江风中。现在,南京正在将包括草鞋峡在内的沿江地区打造成滨江风景区,江水拍岸,偶尔能听到路过的驳船拉响汽笛。
安全区——摇曳的希望
南京鼓楼区的小粉桥如今非常繁华,周围的购物中心和美食小店吸引着很多衣着时尚的年轻人。
然而小粉桥1号却是一个宁静的院子。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1978年读书时就住在这个院子边的楼里。“那里以前是南京大学的教师宿舍。”他说。
多年以后,经教授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才慢慢了解那个院子的来历。那里曾经的主人,就是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
拉贝居住过的两层黑色小楼总面积为1600多平方米,在当时却收留保护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会到那里去参观。留言册上,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卡罗尔用英文写道:“我们读了张纯如的书,很高兴在这里真的找到了拉贝故居。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不论是暴行还是救援,都不应该被遗忘。”
77年前那个血色的寒冬里,有20多个像拉贝一样的外国人,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受难的中国百姓创造了一片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
经盛鸿带着记者走访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安全区。最多的时候,这所当时被称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高校保护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
行程从大学一角开始。落满了金黄色银杏叶的黑色大理石台上,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半身铜像,被雨水冲刷得非常干净。铜像上的老人戴着眼镜,笑得很慈祥。下面写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明妮·维特琳,1886—1941。
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她是那所当时还被称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高校里教育系的主任和院长。她利用学校里十来幢包括办公楼、图书馆和礼堂在内建筑收留难民。为了使学校免遭轰炸,她把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展开铺在建筑物中间的一大片草坪上。
今天,草坪前老人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其乐融融,而在当年,这里,却是很多人的最后一丝希望。
1937年12月,日军进入南京前,伍正禧家就关掉了茶馆和牛羊肉铺,女人们去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住在教室里。”这位90岁的老人回忆说。“那里床铺很紧张,人挨着人睡,翻身的时候都要打招呼。”而他和祖父母则住在大学对面的新华巷避难。
17日,伍正禧正和80多岁的老祖母在院子里晒棉被,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兵,问祖母:“花姑娘的有?”老祖母吓得说不出话,被日本兵推到就踢,然后进了屋子。
当时13岁的伍正禧赶快扶起老人,到外面菜地里躲了起来。没过多久,他就听见里面一声惨叫。不到半个小时后,日本兵提着刺刀出来了。
“奶奶就对我说,‘小禧子,快进去看看’。”结果他看到了自己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已经双目失明卧病在床的祖父被日本兵刺伤了。“奶奶进来就瘫在地上了,只能用手爬到床边,被子下面全是血,淌到地板上。”他眼里泛起了泪光。“祖父口里冒着血,胸口有个一寸半的口子,也在冒血,右侧大腿和左侧膝盖分别还有一处。
鼓楼医院门口都是日本人,没法把人往那里送,他们只好用棉花一点一点地擦,直到祖父咽了气。
经盛鸿说,安全区也并不安全,日本人常冲进难民区抓捕他们认为是士兵的人。
德丁在他的新闻稿中写道:“难民区收容的中国兵大部分被集体枪杀了。肩膀有背负背包的痕迹,或者有其他记号说明他们曾经是当过兵的男人,挨家挨户一个不漏地搜查,凡是可能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屠杀了。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小时中,就曾3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
伍正禧的二哥就是日本人在搜查“中国士兵”的时候被从安全区带走的。“我就去找他,后来找到鼓楼那里一个水塘边,看见一片菜地里全是死尸,所有人连在一起绑着,被机枪扫射完,头都扎在水里。”
伍正禧突然认出了哥哥的篮球鞋。“他那个时候是童子军,在城北中学,学习很好,常常教我写字……”老人哽咽了。
他的一个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表姑有一天想溜回家去取换洗衣服,结果被日本人看到了。“日本人抓住她的头发带走了。”他说。后来这个表姑被强奸后跳河自杀了,这件事伍正禧一直也没有告诉她的家人。
多年后——遗骸、哭墙、记忆
伍正禧在安全区住了一年多才回了家。但是回家后也不安生。“日本人常来串门,我们就躲到地窖里,出来一看,家里什么好东西银镯子手表的全被拿走了。”
他最开心的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那时他家的茶楼已经恢复了营业。在照顾生意的时候,他听到日本药店里收音机里一个男声正在说着什么,语速缓慢。
“突然我看到日本人都跪下了,整个弄堂都跪满了人,一打听才知道是日本人投降了。”伍正禧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端饺子时都笑容满面。“客人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鬼子投降了。”他说。整个店里沸腾了。
不到20分钟,他就听见外面有人放炮,而日本人的店铺都关了门。中国警察告诉他们不要再去打扰那些日本人了。
常志强记得的是:“后来日本兵没有吃的了,有十五六岁的小兵,脱下衣服趴在墙头上跟中国老百姓换吃的,有的老太太就把烙饼给他们。”
日本投降后,一部分日本兵切腹自杀了,一部分回国了,也有一些小兵就留了下来,被当地百姓收养了。
幸存者们还记得南京审判时的情景。“谷寿夫受审,法院外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站不下的人就站在街上,喊着‘杀!’”常志强说。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执行枪决,途中再次经过中华门,那个他曾经耀武扬威进入南京城的地方。
时光荏苒。昔日的少年都已成了耄耋老人。
每年12月13日,常志强总会独自一人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去凭吊。现在那里成了居民楼,但是挂着“小王府园”门牌的小巷子还在。沿着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小巷子走到拐角,常老指着一个楼房低声说:“那里就是我一家人被刺死的地方。”
伍正禧的爷爷葬在了五台山。那里曾经是一片荒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有房子,后来还修建了一个体育场。体育场不远处现在立起来一个碑:大屠杀遇难者丛葬地。他家是回族,因此没有烧纸的习俗,但他以前会到清真寺请阿訇为逝者念经。
伍老家的茶楼在文革时公私合营关掉了,那个地方现在成了一个手机卖场。他家住的丹凤新村小区仍是77年前老宅的原址,距离卖场只有一两百米。每当傍晚,从他家的窗口可以看到南京城霓虹闪耀的繁华景象,这些是他在那个血腥的年代不曾奢望过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1985年落成开放的,馆址选择南京城西南的江东门,因为那里也是当年日军大屠杀的一处主要地点。
“但是当时只知道遇难者埋在那里,并不知道具体位置。”段月萍说,“后来在扩建中,工人们挖地基时发现了大量的骸骨,才知道原来丛葬地就在纪念馆的位置,也算是天意吧。”
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些遗骸,上面位置不同的伤痕向参观者展示着他们生前各自遭到了什么样的凌辱与虐杀。
2007年,纪念馆前增加了几组雕塑,有母亲抱住死去的孩子仰望苍天,有老人抱着死去的孙子欲哭无泪,有丈夫扶着受辱的妻子痛苦不堪。其中,一组很令人震撼的表现了一位倒地的母亲挣扎着用最后的力气去给哭叫的小儿喂奶,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在无助地哭泣。常志强知道,那就是他。
最让幸存者们感到欣慰的是纪念馆里一面长达70米的哭墙,上面能够找到一万多个遇难者的名字,常志强和伍正禧可以到那里去纪念自己的亲人。
然而,更多的遇难者的名字并未被刻上。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找到了当年参与的社会慈善团体有崇善堂、同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埋尸记录以及其他物证,各慈善团体收尸19.8万具、市民掩埋队收尸4.2万具、伪区政府收尸6000具,扣除交叉统计部分总数达到24.6万具。
除掩埋的尸体外,他指出,日军为掩盖其罪行,还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毁尸灭迹,因此还有数万具遗骸,可能永远无法找到。
但是这并不影响南京的百姓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
在草鞋峡,经常在那里跑步的马国斌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听人讲南京大屠杀的事,也自己去过多次大屠杀纪念馆。“这段历史永远不应该被遗忘。”他说。
在那里遛狗的51岁的王磊也很主动地给记者讲起当年的事,他的爷爷曾经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并幸存了下来。“他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因此没有说更多的细节。”他说,“但是他告诉我们,日本人曾经犯下了各种暴行,不可原谅。”
他也把这段历史讲给了自己的儿子听。“现在他工作了,将来他肯定也会告诉他的孩子,这个城市曾经有过那样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