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良芳 缪迅 上海老底子
王汝琪同志与上外附校
口述:刘良芳
采访、整理:缪迅
王汝琪
(1912——1990)
又名王里
女,江苏无锡人
193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曾在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宣传部工作。1937年任《战时妇女》三日刊主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干部训练班教务主任。1940年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任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代秘书长。次年初任北平市妇联宣传部部长。
陈传纲、王汝琪夫妇于1949年留影
建国后,历任司法部副司长、司长,上海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司法部顾问,中国法学会第一届理事,全国妇联第二届至第四届执委。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汝琪同志1961年来上海外国语学院工作,先后任上外俄语系主任、院党委常委、副书记、副院长。
口述人刘良芳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任院党委机要秘书,和王汝琪同志有大量的工作接触,在王汝琪同志领导下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上外附校的建校工作。
“一炮打响”:上外附校创办伊始即成果彰显
2009年10月30日,外交部部长、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1966届(也即上外附校首届)校友杨洁箎回母校看望师生,见到了当年的上外附校校长刘葆宏、班主任朱离以及老教师谢光宇和荣新民等。他还参观了焕然一新的校园,看到了“模拟联合国”教室和同声传译教室等现代教学设备,赞叹今天上外附校学生拥有的优越学习条件。我想,杨部长可能会想起,当年他进校初还暂借杨浦中学上课,第二学期才迁入在建的校舍生活,一切都比较困难。我想,很多人可能不一定清楚当年上外附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当年的老校长、老教师是如何来到上外附校任职任教的,更不一定清楚上外附校为什么能在开办不久就得到社会的公认和领导的赞许。
我记得,1964年6月,上外附校学生在上海中小学校外语汇报演出会上表现突出,文汇报进行了采访和报导,在全市产生了良好影响。1965年3月教育部外语司在上外附校召开了全国外语教学现场会,介绍上外附校的外语情景教学和听说领先教学法,获得同行的好评。上外附校成立不到一年即“一炮打响”,在外语教学上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果,是和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直接分管和具体指导上外附校办学工作的王汝琪同志分不开的。
不遗余力:打造“外语外交人才的摇篮”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对外交往日渐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外语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的外语人才深感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廖承志副委员长倡议采取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培养外语人才的办法,为培养高级外语人才奠定扎实的基础。邓小平总书记对此也很重视,国务院和中宣部曾专门下达文件。继1959年在北京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之后,1962年8月教育部给有关省市教育厅局发出指示,1963年秋分别在上海、广州、重庆、长春、西安等市各创办一所外国语学校。1962年11月上海市高教局、教育局发文决定,1963年秋季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附属中小学。上海市委非常重视上外附校的筹建工作,由市委副书记兼教卫工作部部长杨西光亲自挂帅,由市高教局、教育局及上海外国语学院三方合作,由上海外国语学院筹建,上外决定由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王汝琪分工负责。
1980年代上海外国语学院大门
王汝琪同志受命后,立即成立了由陈纬、刘犁、韩坤等组成的上外附校筹备工作组。
筹备组面临的第一件大事是校舍问题。王汝琪同志对此抓得很紧,首先决定选址在紧靠上外的中山北一路。据韩坤同志回忆,王汝琪同志曾亲临校址现场、亲自审阅设计和施工图纸,强调教学楼、办公楼、食堂、宿舍、体育场等均应兼顾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外语寄宿学校的特殊需求。她还强调,质量要保证,时间要抓紧。我们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拥有一万二千余平方米的教学、生活用房及体育场的上外附校校舍。
1980年代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旧影
筹备组面临的第二件大事是配备上外附校领导班子。王汝琪同志对此特别重视。她争取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杨西光的支持,并与市教育局协商,从全市中学里选调市东中学教务副主任、化学特级教师、金陵大学理科毕业的刘葆宏任校长。她又从上外选调俄语教师陈纬任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同时,她又指派院教务处教学法教师刘犁专门负责联系并协助上外附校的外语教学工作。这样,上外附校的各项工作就迅速纳入轨道。
筹备组面临的第三件大事是做好各项教学准备工作。据刘犁同志回忆,在制订教学计划时王汝琪同志强调,课程设置要与普通中小学相同,但外语要20人小班上课,课时要增加到每周6-10节。她又说:“我们必须进行教学改革才能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在招生工作上,王汝琪同志十分注意选好苗子。据刘葆宏同志回忆,1963年秋,上外附校在全市公开招生,各小学均可推荐,最后约800余人参加考试,从中选拔了小三(3个班)120名,初一(3个班)120名。王汝琪同志逐一查阅成绩,审查名单,对新生质量表示满意。
据刘葆宏同志回忆,王汝琪同志与上外附校领导班子约定:每周碰头一次以互通情况,研讨问题。开学不久,首先发现的问题是英语教师的发音不一致。王汝琪同志就亲自请英语语音专家许天福教授到上外附校以“林格风”为英语标准音帮助教师正音。第二个问题是补充各教学组长和学科带头人。王汝琪同志从上外的英、德、法语系调进了骨干教师陆飞霞、顾芸英、沈怀洁;又在杨西光同志的支持下,从上海的多所重点中小学调进了惠同心、谢光宇、张尧基、薛君球、彭东霞、胡守恒、蔡小榭等一批骨干教师。据刘犁同志回忆,王汝琪同志对外语学科的师资队伍尤为关心,她亲自到英语系听课,选拔了谭文兰、沈琴惠、杨性义等优秀毕业生进入上外附校;又派人到各区中心小学听外语课,调进了黄凤琳等优秀教师。
着力教改:为全市中小学外语教学尝试新路
王汝琪同志对上外附校的教育工作全面关怀。据刘葆宏同志回忆,她经常对上外附校领导班子说,要关心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尤其要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她还特别强调要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要求办好伙食。在她的启发下,刘葆宏同志想法从市东中学引进了优秀厨师何国栋,上外附校的伙食自此得到好评。
在王汝琪同志的关怀下,在上外附校领导班子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上外附校的英语教学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据刘犁同志回忆:上外附校开办后,王汝琪同志时常强调,上外附校的英语教学决不能走普通学校传统的教学路子,必须要有新的突破,走出新路子来。大家认识到,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教师,只有教师认识到教改的必要性、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教改,并有正确的教学理念指导教改,才有可能成功。王汝琪同志深思熟虑后向上外附校领导提出:一是要多方设法提升教师们当一名外国语学校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二要走群众路线,鼓励教师相互听课,取长补短,共同研讨教学中出现的问题,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克服困难,并肩前进;三要教师学习启发式教育思想,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辩证地处理教学中的各种矛盾,找出解决的方法。正是在王汝琪同志的指引和参与下,教师们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教研活动,找出了教学中的矛盾,辩证地处理好知识与技能的关系、听说读写四会的关系、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学习主动性自主性的关系、学习积极性与语言正确性的关系、熟记与活用的关系,等等。
教师们的认识统一了,新的教学理念形成了。于是,王汝琪同志和上外附校领导研究决定:从1964年新学年开始,在初一和小三试行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新学年开始后,教师们鼓足干劲,决心走自己的道路,为创造我国自己的科学的外语教学法而努力。首先,大家大胆自编教材,打破“语音为纲”、“语法为纲”、“句型为主”的旧框框,以题材为中心,内容结合学生生活和思想实际,语言易于上口;其次,针对学生年纪小、反应快、模仿力强、记忆力好、胆子大等特点,实行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的教法;第三,采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和创设各种情景,培养学生口语能力,启发引导学生产生学习和使用语言的需要,主动学习新的语言材料,并能新旧结合,边学边用;第四,利用学生住读的有利条件,积极组织各种外语课外活动;第五,着重考查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改变以往死扣错误数量的机械评分方法。此外,教师的群众观点加强了,深入学生做调查工作,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要求,发扬教学民主,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进了师生友谊。半年后,英语教改初见成效:1、课堂空气生动活泼,学生学得积极主动;2、学生听说能力有明显的提高,整堂课就好像师生在用英语通话;3、学到的语言材料———单词、动词、句型比去年同期多一半以上,而且语言比较丰富多样,表达的范围也广得多;4、课外负担大大减轻,学生从繁重的外语作业中解放出来,能积极参加各项外语课外活动和文体活动。在一次全市中小学外语演出会上,上外附校一位小学三年级学生当场用英语讲述自编的长达15分钟的故事,语言流畅地道,博得全场赞扬。上外附校还曾几次为全市举行有数百人参加的大型英语公开课,听众反响良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的外语教学。
1965年3月,教育部在上外附校召开了大型的英语教学现场会议。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29所高校的外语系和14所外国语学校的领导和教学骨干不仅听了几堂公开课,而且还自由进入平行班的课堂听课或与师生广泛交谈。教育部外语司领导以及与会代表对上外附校领导励精图治、敢于创新,教工勤奋工作,学生刻苦学习,上下一致,共同为办好外国语学校、走出一条教学新路子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外语司决定推广上外附校的这一教法。
会后,上外附校经过集体讨论而形成了试点工作总结报告《试行启发式和听说领先法的工作报告》,经过王汝琪同志亲自审定后,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65年第3期上。
抚今追昔:共和国外交家从上外附校起步
2019年,人民共和国将迎来70周年华诞,2019年,也是上外70周年校庆。至2019年,上外附校建校也有56年了。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喜看今日之上外附校已是根深叶茂,成了名符其实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摇篮”(钱其琛同志为上外附校建校30周年校庆题词)。她一年又一年为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具有扎实外语基础的优质生源。经过继续培养和锻炼,上外附校毕业生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高级外语外交人才和各类高水平外语人才。
记得2009年11月,上外附校1966届校友、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回母校看望师生时曾说:“如今在外交部工作的上外毕业生已达127位。”
据了解,这其中的很多上外毕业生也是毕业于上外附校的。上外附校也是他们的母校,如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台办原主任王光亚、在外交部从事重要工作的乐爱妹、刘备芳等,还有驻外大使级职级的崔天凯、吴仰禹、施隆壮、李蓓芬等等。此外,还有在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研究所任教授、博导、研究员的,如1967届上外附校毕业生马立平现在美国斯丹佛大学卡内基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还有王锦珍在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任副会长;张伊兴曾任上海市外办副主任;在中国远洋航空公司等任CEO的有张际庆等人;在我们上外,毕业于上外附校的冯庆华曾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定铨、范晓雷、缪建华、汤本庆、徐秋圆等上外附校历届毕业生都曾是外语教学、科研、党务和管理岗位上的工作骨干。今日之上外附校已成为享誉中外、知名度很高的一所外国语学校,她的累累硕果是对上外附校创始人之一王汝琪同志的最佳回报和告慰。
工作中的王汝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笔者曾在上外党委任机要秘书,有幸和王汝琪同志朝夕相处。王汝琪同志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前辈。她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外语水平也不错,上世纪40年代赴延安,从事抗日救亡及妇联工作。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司长、司法部顾问;曾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1959年被调入上海新华医院担任领导工作;1961年调入上外担任副院长。她领导能力很强,工作效率很高。她视部属为同志加朋友,大家和她相处感到十分亲切。她对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有的干部、教师身体不好,有的干部家属小孩有病,她都记在心上,用心一一帮助解决,使受惠者铭记终身。
王汝琪同志在创办上外附校的工作中成绩卓著,有目共睹,大家对她十分敬佩。她在1978年上调北京后,大家都很想念她。凡是有机会到北京去的人,都会去看望她。在她去世多年后,大家还常常怀念她。
(口述人刘良芳:上海外国语大学退休干部,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党委机要秘书、院电化教育馆直属党支部副书记、副馆长、日阿语系党总支书记;采访、整理人缪迅: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副研究员)
注:本次口述工作曾得到原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刘葆宏,党总支书记、副校长陈纬,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基建财务科科长韩坤、教务处外语教学法研究室副教授刘犁等老同志提供的宝贵资料和情况,文中“有关上外附校英语教学新路子”部分由刘犁同志提供。经整理后的全文均请刘葆宏同志过目。此外,还曾得到校档案室和上外附校原党总支书记蒋振东同志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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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王汝琪同志与上外附校(口述:刘良芳 采访、整理:缪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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