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颜色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过于日常,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其丰富内涵。事实上,每一种颜色都有许多可以讲述的文化故事。颜色不仅是颜色,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生活在色彩之中。我们所处的世界丰富多彩,色彩彰显了我们的心理特征和社会性。我们无法逃避色彩,却又对色彩知之甚少。耶鲁大学教授戴维·卡斯坦与著名画家、牛津大学荣誉院士斯蒂芬·法辛对颜色颇有研究,他们聚焦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十种颜色,结合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为读者呈现了“颜色”迷人的历史。
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色彩大师的步伐,去看一看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蓝色、黑色和黄色在漫长的历史中被赋予了怎样的独特意蕴。颜色与情感——蓝色
长久以来,人类的情感表达都与颜色有关。提到红色,人们往往想到快乐;提到蓝色,人们往往想到悲伤。在英语中,blue(蓝色)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忧郁。
据研究,蓝色代表悲伤、孤独、沮丧和忧郁这种颜色“编码”最早可能始于欧洲。
自14世纪末以来,蓝色一直是沮丧和绝望的颜色。这种联系很可能是基于一些模糊不清的类比,如医学上的“紫绀”(cyan,青色,来自希腊语中的蓝色),指的是在血液供氧不足的情况下,皮肤会明显变成蓝色。“蓝色的婴儿”指的不是男孩子,而是可能患有致命心脏疾病的新生儿,可男可女。
在中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乔叟的《荧惑之怨》一书中,被遗弃的爱人“伤心”哭泣,流出“蓝色的眼泪”。可见在那时的文学创作中,人们就将蓝色与伤心的情绪联系起来了。蓝色不仅在文学作品常被赋予忧郁的内涵,在音乐和绘画中亦是如此。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被称为“蓝调”的音乐流派。
蓝调是由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奴隶和奴隶的后代混合了工作号子、民歌和灵歌,创造出的一种表达失落和渴望的音乐。1908年,意大利裔美国人安东尼奥·马吉奥发行了一首拉格泰姆钢琴曲《我有蓝调》,这是首支名称包括“蓝调”的曲子。
但发行的真正的首支蓝调歌曲是1912年的《达拉斯蓝调》和《孟菲斯蓝调》。那时,人们已经在唱蓝调了,也许还会永远唱下去。这些新蓝调歌曲的标志是音乐家所谓的“蓝调音符”,那些不可思议的微分音的滑动和弯曲,虽不及人类语言的情绪微妙,但也像极了人声。
绘画中,画家也经常使用蓝色来表现情绪。例如,毕加索的绘画生涯中曾有过一个“蓝色时期”(1901年至1904年),这一时期他的作品色调阴沉,大多是单色画,用的是忧郁的灰蓝色调。
在一幅现被称为《悲剧》的画作中,三人赤脚而立,似是三口之家,破衣烂衫,在水边瑟瑟发抖。男人和女人各自站立,环抱双臂,抵御寒冷。这三人一同站立,但又似乎各自迷失,既被标题的那种无名悲剧孤立起来,又陷于悲剧之中。
这幅画记录了悲剧,而非呈现悲剧。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毕加索只是描绘了悲伤。毕加索的挚友杰米·萨巴特也是艺术家,他评价道,毕加索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能够让叹息变得具体”。在这里,毕加索用颜色构建了叹息。这是一声蓝色的叹息,一声微弱、空虚而寒冷的叹息。
但蓝色并不仅仅意味着悲伤或凄凉。许多的蓝色色调也能令人愉悦、舒适。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就曾说:“悲伤散去,天空蔚蓝。”所以说,某种颜色在不同的人眼中、在不同的情景下,所传达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毕加索《悲剧》颜色与时尚——黑色
在所有的颜色中,我们往往认为黑色是最为沉闷单调的,然而黑色却是“时尚的宠儿”。
世界上最著名的裙子,可能要数1961年电影《蒂芙尼的早餐》首映式上奥黛丽·赫本穿的黑色缎子无袖紧身裙。它是最著名的小黑裙,是永不过时的小黑裙。它也是最昂贵的小黑裙:纪梵希为这部电影设计了三版小黑裙,2006年,其中一版小黑裙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67200英镑拍出。
小黑裙是几乎每个女人衣橱里的必备款。1926年,《时尚》(Vogue)杂志宣称,小黑裙将成为“所有有品位的女性的制服”。到1936年,小黑裙已经成为时尚象征。黑色衣服一贯如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黑色是欧洲最流行的颜色,不仅是哀悼的强制性颜色。长期以来,牧师、僧侣和修士都穿黑色长袍,以示谦卑、忏悔以及他们对人世间之事缺乏兴趣。
但是到了14世纪末,黑色已经世俗化了。富商开始穿黑衣,无疑是为了给人一种严肃正直的印象,但也是因为奢侈品法规(限制特定社会阶层购买织物和染料等奢侈品的法律)禁止他们穿贵族才有权享用的红衣和紫衣。
但是,最初为富商制作的豪华黑很快就被贵族们推崇有加,的确,有些时候黑色能彰显他们旷日持久的悲伤,但通常来讲,这只是因为黑色织物异常华美,可以展示地位和权力,就像闪亮的金箔和毛皮一样。
歌德在他关于颜色的书中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黑色旨在提醒威尼斯贵族共和制之平等理念”。也许这是目的,但事实上,黑色彰显出贵族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呈现在细微但明确的织物、色调和设计的差异标志上,在黑色的掩映下几乎难以察觉。很明显,在汉斯·霍尔拜因、布朗齐诺、提香、委拉斯凯兹等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肖像画中,黑色已占据了社会阶梯的顶端。
到了19世纪中叶,黑色在服装中运用广泛,实际上模糊了早期服装规范意图确认的社会差异。黑色是吊唁者、君主、忧郁症患者和摩托车爱好者一同分享的颜色;也是“垮掉的一代”和蝙蝠侠喜欢的颜色。忍者和修女都穿黑色。法西斯主义者和时尚达人都穿黑色。哈姆雷特、希姆莱和赫本都穿黑色。马丁·路德和马龙·白兰度也都穿黑色。
黑色既是隐忍的,也是过度的:既是落魄,也是傲慢;既是虔诚,也是堕落;既是克制,也是叛逆。黑色既魅力十足,也阴郁幽暗。
总之,黑色服装无处不在。每年都会出现所谓的“新风尚”,但老牌的黑色仍然最为时尚。颜色与政治——黄色
一些时候,颜色还会被赋予政治意义。最典型的当属人类的肤色。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往往被称为“黄种人”“黄皮肤”,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笼统的肤色分类法,但事实上,其背后是有着一定用意的。
在最开始,亚洲人并不被视为“黄种人”。1515年年初,托梅·皮莱资向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详细介绍了他的3年亚洲之行,他描述了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白人”。
在16世纪,还有极少数亚洲人访问了欧洲。在欧洲人眼里,他们也是“白人”。1582年,四名年轻的日本贵族,带着两名仆役、一名翻译,离开长崎,游览了里斯本、罗马和马德里。在1584年11月对马德里的访问中,他们也被描述为“白人”。
某些欧洲人明白,亚洲人的肤色实际上色调不同。例如,1579年,一本葡萄牙语旅行散记被翻译成英文,称中国广州周边居民的肤色是“黄褐色”的,貌似“摩洛哥人”,但“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肤色就像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兰德斯人,是白人和红人,并且身体不错”。
但在16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都是“白人”,马可·波罗在两百多年前的描述亦然。不仅如此,17世纪的旅行者也如此记述。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5年多,坚称中国人“总体而言,是白人”。
当时,几乎从未有人真正接触过东亚人,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也都这样“以为”。从13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大约5个世纪里,西方人几乎都相信亚洲人“是白人”。即便到了1860年,一位法国外交官仍然写道,日本人“和我们一样白”。但很快,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慢慢地、确确实实地变成了黄种人。“白人”眼目所及之处,逐渐处处见黄,并处处见威胁。
人们普遍认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创造了短语“黄祸”,但这个词肯定之前就有人用过。威廉皇帝将该词广而告之,坚持要“白种人”做好准备,抵御“黄种人的侵略”。
19世纪下半叶,大批中国人抵达美国,已引发了震惊西方的大移民恐慌,而日本军队先在1895年击败中国,又在1905年击败俄国,进一步加剧了西方人所感知到的威胁。
1904年,杰克·伦敦为《旧金山观察家报》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将亚洲人同质化和妖魔化为“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得名‘黄祸’,恰如其分”。“黄祸”一词彼时成为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亚洲人被描绘成身体泛黄、面目不清的“一群人”;或者被赫然个性化成“难以理解”的假想恶棍傅满洲。
亚洲人之所以在西方人眼里是白种人,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是皈依基督教的候选人,就像16世纪耶稣会对中国和日本的访问一样;但当亚洲人对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时,他们就变黄了。
想象中的道德品质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对亚洲人肤色的想象。他们变黄了,但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高度饱和的、开朗的黄色,而是一种灰黄色和看似病态的黄色,不是因为黑色素而变暗,而是因为忧虑而肤色暗沉。
这投射出了西方社会的焦虑和偏见。黄色是腐败和怯懦的颜色,代表着两面性、堕落和疾病。无论如何,他们的黄色就是这样。这种颜色孕育自偏见,而非色素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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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子水 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
《谈颜论色:耶鲁教授与牛津院士的十堂色彩文化课》
原标题:《给你点颜色瞧瞧,有本事就点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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