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止境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汉德克讲稿
作者李敬泽
本文刊载于《花城》2020年第1期“思无止境”栏目,责编 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
2019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了2018年和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是波兰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奥地利的彼得·汉德克。
这两位,汉德克我们比较熟悉,他2016年来过中国,国内翻译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九卷之多,洋洋大观。托卡尔丘克呢,我感觉大家都不太熟,反正我不熟,这几天总是把她说成“邦达尔丘克”,一边说着一边知道我说错了,邦达尔丘克我熟啊,那是苏联的大导演,我看过他导的《战争与和平》。然后一边想着一边说:波兰女作家邦达尔丘克……
一个文学奖评出来,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别的什么奖,只要这个奖有影响力,大家关注它,就一定会有或大或小的争议。相比之下,比如诺贝尔化学奖或物理学奖就没什么争议,国际数学界还有一个奖,叫菲尔兹奖,那就更没争议,评出来我们只能膜拜。为什么无争议?原因很简单,那都是最强大脑啊,哪儿轮到我们插嘴,我们都不懂啊。物理学、化学、数学,搞到那个段位,都不在常识范围之内,公众不能也不必参与。文学就不一样了,很少有人会谦虚地承认自己不懂文学,文学事关人类生活、事关经验和情感,提供想象和言说,人是什么样、人应该和可能是什么样,这几乎不存在什么唯一的真理,大家都有发言权,大家的感受和想法和判断肯定千差万别,在千差万别的对话中逐步形成相对的公论。所以,关于谁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很难有绝对的答案。比如,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瑞典学院那些女士们先生们,他们把这个奖都颁给了托卡尔丘克,偏不肯颁给阿特伍德。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我紧急补课看了一本,《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我的感觉是,阿特伍德是女巨人,托卡尔丘克相比之下还是个文艺青年。
当然,我的看法也可能是偏见,我很羡慕那种人,他们把自己搞成小宇宙,他们的偏见就是他们的真理和科学。这很好,但我做不到。当我们确认谁是好作家、哪一部小说是好小说时,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有限性做出判断。什么是有限性?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禀赋,有自己的经验背景和知识背景,你的趣味和偏好。我就是个钢铁直男,我就喜欢《三国》《水浒》,受不了《红楼梦》,有问题吗?没问题,你喜欢就好。但另一方面,文学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找到和认出我们自己,它还是我们住宅之外的一条街道、村子之外的一片原野,让我们去结识陌生的人,见识那些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事,让我们领会他人的内心、他人的真理,由此,我们才不会成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囚徒,我们去探索和想象世界和生活的更广阔的可能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可能性。什么叫不可能性?就是在你的小宇宙里你认为这不可能,想都没想过,但是,现在,你打开这本书,看着不可能的事物,如何被想象、被确切地展现出来。
▲彼得·汉德克
所以,现在,就谈谈汉德克。本来还应该谈谈托卡尔丘克,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她对我来说不是“不可能性”,她是令人厌倦的“可能性”,这样的小说我读上几十页就知道大致如此、不过如此,而读小说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希望能靠它抵御人生的厌倦。
汉德克是奥地利人,生于1942年,今年77岁了。关于他的生平,这些天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介绍,我就不细说了。汉德克曾经嘲讽诺贝尔奖,说该奖的价值不过是六个版的新闻报道。现在呢,他自己也变成了刷屏两三天的新闻人物。在突然激增的关于汉德克的知识中,我特别感兴趣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他的身份。
身份政治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新的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中,“我是谁”成了一个很纠结、很尖锐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启蒙话语中个人的自我意识问题,它还涉及族群、政治、权力关系。对于全球化体系的边缘地区和边缘人群来说,身份政治尤为重要,比如女性、女权。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一个焦点,就是要有女作家。有没有女作家,不仅是文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政治正确”,这个压力很大,所以瑞典方面赌咒发誓,昭告天下,一定要评一个女作家出来,结果就是托卡尔丘克。而汉德克,他看上去好像没有这个敏感的、边缘的身份问题,他是白人男性,奥地利是欧洲和西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按说他应该很知道自己是谁,不会为此而焦虑。但其实,他的生父和继父是德国人,至于他怎么就成了奥地利人我也懒得追究,反正德国和奥地利搞成一家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我要说的是他的母亲,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的历史说来话长,简单说,就是大部分在斯洛文尼亚,一小部分在奥地利,汉德克的母亲就属于这一小部分,所以才认识他父亲。那么斯洛文尼亚在哪儿啊?就在奥地利南边,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十几年前的民族主义狂热,把南斯拉夫打成了一片血海。这件事对汉德克的身份意识、对他的创作乃至对其生活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 1914年,奥地利皇太侄在波斯尼亚被塞尔维亚人刺杀
关于汉德克,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除了剧作家、小说家,他还是“世界蘑菇大王”。据他自己说,他是世界上蘑菇知识最丰富的那个人,是不是吹牛我也不知道。蘑菇还不是可吃的蘑菇,茶树菇、猴头菇、平菇、松茸什么的,不是,汉德克并不是专精蘑菇的吃货,他感兴趣的是不能吃的、吃了要发疯死人的毒蘑菇。据他说,世上的毒蘑菇有二百多种,他都认识。他为此还写了一篇带点儿自传性的《试论蘑菇痴儿》,一个人痴迷于蘑菇,寻找蘑菇的故事。顺便说一句,除了蘑菇这一篇,他还写了《试论疲倦》《试论点唱机》《试论成功的日子》《试论寂静之地》,这个“寂静之地”就是厕所,我读的书不多也不少,很多年前在《荫翳礼赞》里读过谷畸润一郎写厕所,然后就是汉德克这一篇。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博物学兴趣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中外皆有,比如纳博科夫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不研究蘑菇,他研究蝴蝶。写作这件事,上班下班没法分得清楚,作家整个的生命都会放进去,蝴蝶蘑菇也会不知不觉地进去。纳博科夫的小说就有蝴蝶之美,汉德克呢,他的写作也有毒蘑菇的风格。毒蘑菇艳丽、妖冶,一点也不低调,这艳丽和妖冶是危险的,它是诱惑,也是攻击,骗取你的注意,抵达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你的中枢神经啊,麻醉、致幻、休克等等。所以,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的影响。——前几天,我正这么聊得起劲,有个家伙在旁边嘀咕:那个,毒蘑菇也有不艳丽的。我一下子就熄火了,啊?是吗?那好吧,汉德克的写作一直受到毒蘑菇的复杂意象影响,比如毒蘑菇的低调、家常,它不会引起我们的警觉,它欺骗我们,潜入我们的神经,控制我们的意识,就好比语言…… 这时,又有一个小家伙在旁嘀咕:汉德克说的是二百多种蘑菇,不是二百多种毒蘑菇。——好吧,算我没说,下次他来我请他吃云南菜。
瑞典学院对汉德克有一个简短的评价:“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关键词是“语言”。语言问题是我们理解汉德克的那把钥匙。汉德克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奥地利同乡: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启动了哲学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关于人、关于人的存在,两千年来众多哲学家苦思冥想,提出无数说法,到维特根斯坦这里,他说,你们都想多了,都没想到点子上,关键在语言,人存在于语言之中。他的论述很艰深,这里不必细说,总之,他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哲学和文学,比如在汉德克这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汉德克在中国最有名的作品是《骂观众》。2016年他来中国,所到之处,大家跟他也不是很熟,没有那么多话题可说,所以,一搭话就是请您谈谈《骂观众》。老头儿后来都有点烦了,说我1966年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骂观众》,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又写了那么多东西,你们老提《骂观众》,这么些年我不是白活了吗?
▲ 《骂观众》演出照
但《骂观众》确实重要,从《骂观众》入手,我们可以理解汉德克的根本想法和根本姿态、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那时起,他已经写了四十多年了,他的风格当然有变化,但是,这个根本似乎没有变。
《骂观众》很简单,但是惊世骇俗。这是一个剧本,和我们所熟悉的戏剧完全相反,它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舞台上也没有布景,甚至就没有传统的舞台与观众的区分。从头到尾,就是四个人,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夹枪带棒地骂观众。你们这些蠢货,你们要看的所谓戏剧,不过是“用语言捏造出一桩桩可笑的故事来欺骗观众,将他们引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你们“心甘情愿地受愚弄,毫无思想、毫无判断地接受一种虚伪的、令人作呕的道德判断”。
《骂观众》骂的仅仅是戏剧吗?不是的,从根本上说,汉德克是在骂语言。汉德克的创作起于对人类语言的质疑和批判。他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认为人存在于语言之中——我们之所以是个人,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学习了、使用了语言,离开了语言,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语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语言是外在于我们的,是异化之物。语言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你发明的,是我们学来的,是一整套社会的和文化的知识、传统、能力,强制性地传给你、教给你,你不学行不行?当然不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存在都受语言的支配,这种支配是根本的,是你自己意识不到的,越意识不到越根本,我们都以为是“我说话”,实际上,我们想想,大部分、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话说我”,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意识不到。▲维特根斯坦
所以,就要“骂观众”,就要通过这样的冒犯性行动,迫使你意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讲“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对汉德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灵魂深处在哪里?就在语言里。语言绝不仅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也绝不仅仅是指涉及客观事物的符号系统,不是中立的、透明的,它自带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一种语言,它都积累、生成着复杂的意义,正是语言所携带的这些意义支配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作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曾经谈到,恋爱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它植根于一套恋爱话语,不是指向生殖的,而是指向精神的、隐喻的、游戏的这么一套话语。《阿Q正传》里,阿Q面对吴妈,有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要和你困觉!这就不是恋爱,这是生殖和找打。阿Q不是五四青年,他没有一套恋爱话语,他如果说,我想和你度过每一个夜晚,那会怎么样?也许不会挨打,没准还能谈下去。电影里、电视里、小说里,凡恋爱言情,必须是普通话,用地方方言一定笑场,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恋爱话语本身就是用白话、普通话、书面语建构起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语言提供的现成剧本中演戏。
如果仅仅是谈恋爱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种语言的力量,它会变为统治权力和统治秩序,它会从生命的根部驯服人,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就认为女人就是低男人一等,穷人就该永远受穷,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汉德克的作品,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都是从对语言的这种警觉和批判出发的,由对语言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到对人的存在的反思。从最初的小说《大黄蜂》开始,他就从根本上质疑传统的西方文学,认为那些小说,不过是为人们提供理所当然的、骗人的世界图像,小说作为一种语言方式、话语方式,是虚构的,但渐渐的,这种虚构入侵乃至支配和替换了现实。在汉德克看来,要造反、要革命,就是要从语言干起。
……
【未完待续,全文刊载于《花城》2020年第1期"思无止境"栏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 者
简 介
李敬泽
批评家,散文家。著有评论集《为文学申辩》《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等,散文集《咏而归》《青鸟故事集》等。2004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2016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奖”,2017年获首届"十月散文双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