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物介绍
袁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办主任。
采访笔记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宋庆龄基金会捐给医院很多物资,有一次送了5000多箱38吨足足两大卡车牛奶,我们搬了一天,第二天腱鞘炎发作了,肿了手,字都不能写,打了一个多月石膏。有人问我,你一个院办主任为什么要冲在前面,我诧异说,这是大家伙儿的事,职能部门所有女孩子都上阵了,我岂能袖手旁观?”她说。
我问及她的手伤,她飞快地说,好了好了。后来我知道,就在伤了手无法做“搬运工”的日子,只要物资运到医院,她一定还会第一时间跑出办公室,守在那里,即使搬不了,也会陪着大家。“我知道,大家也都希望在打仗的时候见到我,似乎有一点定海神针的味道。”
这些事,其实都是院办工作的冰山一角,随着谈话的深入,我意识到她的角色,在不同语境之下做着无缝切换,比如总协调、总调度、总调解,是润滑剂,是救火员,是知心大姐。我惊讶于她的身上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且是续航能力十足的“金霸王”。这是为什么呢,我对她说,你心里是一团火,她笑而不语。
她说,再疲乏劳累的时候,翻几则《小林漫画》,就像是找到了“充电桩”,或者“氧吧”,“最累的不是工作,而是在工作中遇见的人——人一旦矫情起来,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愿你走过一路难堪,仍然落落大方。这些话,都来自小林,我都记住了,每每想起,就会心一笑。”她饶有兴致地说起那个学过医,后来又当了中山大学教师、人文纪实摄影师、画家、畅销书作家的斜杠青年,小林。
临走的时候,我对她说,“有些人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当你靠近倾听他们的心声,就能听见浪的声音,这句话也是小林说的,送给你。”
她开心笑道,2020年的开端太苦,但还有一些瞬间是可乐、奶茶、火锅,是简简单单的快乐,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
1
寒夜中的冷雾
“院办,有事的时候就是应急办,这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办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在平常时期,医院对院办的定义,就像大总管。”袁琳笑道。
1月19日晚,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到电话,第一例新冠患儿马上就要送抵的时候,袁琳正好总值班,饭才吃了一半,她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突然就来了,虽然之前开了全院动员大会,1月18日国家督导组又到医院来督导,做了部署和预案,但潜意识里还觉得,疫情在遥远的武汉,不会来得那么快,还能过个年。”
袁琳的特点是性子急、速度快。几分钟的时间,她已经协调了所有相关人员,根据之前打磨过的预定方案,这一群人就在六号楼传染病房的楼下,穿戴了所有的防护设备,等着。“要打仗了,是一场遭遇战,有点忐忑,也有点小兴奋,开战前的状态,我想在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等待的那些战友,终身难忘。”
上海市疾控中心的车到了。短兵相接之后,穿过半污染区,进入新冠诊室前,CDC流掉人员的一句话,袁琳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医用外科口罩不行,要用3M1860(N95)口罩。还要有防护面罩,你们用我们的吧。”
说着,那人打开箱子,递过来一套完整的最高级别的防护装备。一点点的小兴奋,转眼就被严峻的现实碾碎了。
因为,袁琳发现,周围她的同事,没有一个戴那样的口罩,她给物流中心陶麒麟主任打电话,得到的答案是,外科口罩足够一年的储备,但N95只有100个。这其中一盒口罩20个,立刻从库房送到了六号楼。
这个晚上,袁琳与陶麒麟足足用了三个小时,盘点了符合最高级别的防护设备:N95、防护服、面罩面屏、护目镜——这是第一例患儿,接下来会有多少呢,现有的库存,能坚持多久呢?袁琳紧锁着双眉。此刻,同样的紧张,还发生在新冠诊室,进去的两位感染科医生和护士,整整待了两个多小时,采样非常艰辛,都是血肉之躯,谁也不知道全副武装之下,是否还会被病毒攻陷。
一切如同寒夜中的冷雾,看不清,也驱不散,但是,袁琳的额角沁出了细密的汗珠。这天晚上,袁琳把情况上报卫健委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当务之急是,保证防疫物资。
首要目标就是口罩。经过一通密集的求援电话,上海公共卫生中心第二天就支援了80个N95口罩和1套高级呼吸器,中山医院也支援了120个口罩。但是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物资消耗越来越快,袁琳再次发现,刚刚补缺的防控物资又不够了。
“原来一年都用不完的物资迅速告罄,最高级别的N95口罩即使在严控的情况下,一周也需要一千多个,像流水一样的用着,连为非常时期预留的小库房都几近掏空。”
这个小库房,藏着够五天使用的防控物资,是袁琳和陶麒麟两个人的秘密,两人约定,严防死守,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用。“看得出,陶主任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春节前就像猎手一样搜遍所有的物资供应商仓库里的存货。”袁琳说,那段平生最艰苦的日子,她和陶麒麟天天都要对库存,消耗多少、补充多少,能撑几天,勉强维持在能承受的范围内。
彼时,上海的防控物资都已经实行中央化管控,要取得物资非常艰难。即便儿科医院是新冠患儿诊断收治定点医院,市领导非常重视,经贸委、商务部等都在帮着医院筹措物资,但整个上海的医疗系统普遍物资紧缺。
“最初七天,我每天都在写专报,缺什么,要什么,开了多次领导协调会,向系统里的兄弟单位求救,但是人家自己都不够,更何况给你了。一位院办主任说,口罩就是战备物资,他没有任何权利拿出去一个。那些天,天天厚着脸皮在求人,托关系,的确有点不习惯,不过没什么,拿到了就是王道。而且医院领导都在帮我,为了医院,大家都拼了。”
事实上,疫情最初一周,是袁琳最焦虑的一周——那是很多临床部门都不能体会到的焦虑:院办除了不断向卫健委写报告,还负责所有文件的报送,承担数据上报核算的工作——这是定点医院的职责,所有病人第一时间的病情病况,必须一小时之内报出,保证数据无误,工作量非常大,琐碎且繁重。袁琳的工作,相当于核心中转站,是卫健委通知传达的第一责任人,每天都要参加各种抗疫领导小组会议、远程视频会议,每天都有数不清的联络电话,公文之多以至于后期取消了抬头的文号,直接盖章报送。
“一定逼迫自己冷静下来,比如陶主任对我说,实在没有物资了,我告诉他,我们一定帮你想办法——只能是这样,如果你也说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抱头痛哭了,他会怎么想?我们从来没有对前线的医护人员说过物资短缺,我们每次去病房,都要说一句话——该用的就用,不要舍不得,我们一定有办法。”
袁琳每天很努力地想,只要维持5天,后面的供应就接上了,直到现在她都说很庆幸,“患儿的数量还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真幸运。否则,我肯定没有办法了。”
袁琳说,虽然异常疲劳,但抽丝剥茧,事情就能慢慢理顺,这两个月也就熬过来了。
2调解员与润滑剂
“这是一场全院参与的战斗,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在奋斗中奉献自己,历练和成长。”
袁琳坦言,疫情前期物资最紧张的时刻,捐赠是其中重要的环节。院办还有外联部和国际交流部的职能,因此要动用所有的人脉,寻找捐赠方,募集物资。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来自好几家基金会的援助,袁琳是中美外交协会的会员,因为一些国际项目和国外的基金会相熟,从宋庆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得到了一批美国的货源。这批货量非常大,甚至惊动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有130万枚医用外科口罩和4.5万件隔离服,包了一架专机运送到上海,袁琳笑称,这批货救了燃眉之急,当时可能把旧金山的战备仓库给搬空了。
“一个信念,上下一心。”袁琳最感慨的是,疫情开始至今,医务、护理、院办、物流、门办等多个职能部门,始终奋斗在一起。“心都往一处使。作为院办,遇到争议,我就是总协调、总调度、总调解。这次疫情,是把全院人的心凝聚在一起了,以前可能有小分歧,但疫情当前,所有的前嫌尽弃,个人的得失利益都丢在一旁了。”
疫情初期,需要在两天之内清空一层楼,另开病房并添置设备,这个过程中,袁琳要和所有主任一个个沟通,尽力解决磨合中的困难,厘清归属不明确的问题;在分配物资时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防止配发不公造成矛盾。同时,她还是抗疫工作的“润滑剂”,有时,在确诊病人制订治疗方案的时候,专家组产生分歧,矛盾激烈,袁琳必须站出来调解,她说,大家都有脾气,有分歧是正常的,光是赌一口气谁都下不来台。
“别人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搞不定的,人家就觉得,到院办要出场的时候了,谁都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因此要不断沟通谈心,把大家尽力揉在一起。同时,一碗水端平很重要,你不偏不倚,人家才会信任你。”
经历这次疫情,袁琳坦言得到了成长,目前,战疫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作为职能部门,下一阶段的任务是在确保输入性新冠病例救治的同时,顺利复工复产。复工复产面临着不小的问题:病人会不会因为儿科医院是定点医院而担心安全呢?要取得家长的信任,又要保证员工没有暴露的风险,就需要和感控科合作,保证最佳的防护水准。而儿童的特殊性还在于陪护家长,如何说服、劝解、维持秩序,又需要门办、医务、护理部和安保部的配合工作。而院办则要在这其中穿针引线,保持沟通协调,不断召开会议进行调整。
“这次疫情把视频微信现场办公用到极致,有需要就开会,以落实新要求和新部署。既不漏掉可疑病人,又要保证其他病人安全的诊治,这是很难的。每天都要进行调整,促成病人的有序分流就诊,使得一切流程最优化,高效高速地完成复工任务。”
压力越大,弹性越大,这也非常符合袁琳的性格。虽然案头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但是对她来说,制订目标慢慢完成是一件快乐的事,出众的抗压能力和顽强的斗志,都是她做好院办工作的独特素质。“愿我眼中写满故事,脸上却不见沧桑。”袁琳笑道。
口述实录
唐晔:袁主任,您介绍一下院办的工作?
袁琳:太琐碎了(笑),院办一共有八个女孩,工作量很大。医联体、法务、国际交流协作、对内协作、红十字会、应急办,什么都和院办有关,但大家各司其职,都很愉快。在整个疫情期间,除了两位在外地的姑娘是大年初三回到上海,其他人员过年期间其实都在上班,要求她们轮班,没人有二话。我庆幸有这么一个团队,在后面坚定地支撑着我向前冲。通过疫情,大家都得到了成长。
唐晔:您自己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您又是如何从一名医生,转型眼下的角色呢?
袁琳:胆气更壮了,至暗时刻已经过去,而且克服了一个个难关,战胜了自己。其实,院办主任我才做了三年,我原来是一名新生儿科医生,那一年从国外进修回来,儿科医院正打算进行JCI认证(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因为英文好就担任了预评估中的现场翻译,领导觉得工作表现不错,便把我调往JCI办。
事实上,JCI评审对我做行政有很大帮助:我走遍了医院的每一个角落,从停尸房到天台,每一个应急灯,每一个部门的管理流程,都全程参与。1300多条评审标准的翻译和解读,也都由我来完成。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性子是有点急,但一旦决定要做这件事,就必须得做好。正是因为认真,得到领导肯定,又让我参与了复评审,再一步步做到院办主任。我是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从临床医生到行政管理人员的转型。
唐晔:您适应了吗?
袁琳:刚开始并不适应,因为我是临床医生,原来的习惯就是,风风火火,性子直,脾气急。而行政工作,尤其是院办工作,就需要慢一点,考虑得更完善和全面一点,还要讲究方式方法,擅于体会各种表达背后的弦外之音(笑)。
经过三年,我好像慢了一点,但也没有慢到哪里去(笑),有些时候,人是很难改变的,我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性格直爽,有一说一,藏不住话,喜怒形之于色;第二,精力旺盛——院办主任真的需要精力无穷,打了两多月的仗,我看起来毫无疲态。其实,我原来在新生儿监护室工作,有过72小时不睡觉,当时科里叫我“金霸王小兔子”——续航能力最强,累得不成人形了,但只要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就可以满血复活。这次疫情期间,我在医院睡了很多个晚上的办公室沙发。其实,这个岗位,心中要有一团火,火焰点燃爱和激情,才能真正地坚持下去。
唐晔:疫情期间,会因为工作压力而焦虑吗?
袁琳:最困难的时候,我反而是像打了鸡血,推着肾上腺素一样(笑),比方说,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把我叫起来,说有个病人病重了,我会霍地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精神大振,然后全身心投入。通常我很少焦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会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我是典型理科生头脑,喜欢直截了当。说实话,院办就是以目标为导向,把一个个问题啃下来就行了。
其实,烟火人间,压力哪有不大的呢,关键还是要自己调节。我非常喜欢小林漫画,他有一句话,“你是天使,但是现在你还在人间的原因是,你重。”是呀,不会自我解嘲,还怎么混医疗圈(笑)?与武汉战疫前线的同行相比,我们还是很幸福的。
唐晔:疫情中,让您最感动的事是什么?
袁琳:有很多,比如七个月大的齐齐出院,穿着可爱的衣服,戴着可爱的口罩,被医护妈妈簇拥着,那个场景特别温暖。还有,卫健委通过光明集团给我们一线员工的家人送蔬菜,一位在隔离病房工作的护士的母亲,发来消息说:太感激了,感谢党、感谢医院,不是只有女儿一个人在战斗。我看了这条消息,心里像被春风拂过一样,之前虽然艰苦,但所做的点点滴滴,人们都看在眼里,所做的一切,都值得。
唐晔:疫情结束后,您最愿意做什么?
袁琳:度假。彻彻底底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地度个假。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到院长对我说的那句话——袁琳,你再坚持一下,事情过去了放你两周假。虽然估计是空头支票(笑),但是有这个念想在,就是人生的乐趣,做人做事,哪里不是苦乐年华呢。
采访/唐晔 编辑/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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