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几部美剧值得关注,一是热门新剧《致命女人》,目测我们将随着剧情的展开,逐步看到对现代婚姻关系——第三者、同婚、开放性关系——是如何令人崩溃的探讨。在这部剧揭秘“致命”之前,我们不妨也来关注下另一部剧对谋杀之恶的探讨。
8月16日《心灵猎人》第二季回归,然而从主题到内容,再到网友们的反应,都可谓相当“冷门”,许多人也许曾在第一季时就试着打开,结果撑不过第一集就弃剧了。但必须说,这部剧质量上乘,而它的价值,也理应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

《心灵猎人》的焦点在于美国历史上最穷凶恶极的连环杀人犯,而这些杀人犯通常被认为是人们应该避而远之的精神病、反社会人格者。
今天这篇文章,就试图结合此剧,并以理想国出版书籍《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为参考,从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个问题: “恶人”可能是怎么来的?他们真的那么可怕吗?
这会牵扯到两个关键词:共情和养育。


圆桌派第四季第18集

1.我们需要对“恶”感兴趣
以“冷”来描述《心灵猎人》其实相当合适。
按理说, 主题上,此剧探讨极端冷血的连环杀手, 可怕又神秘,好像非常具有勾起观众好奇心的潜力和破案的乐趣;
制作上,由大卫·芬奇这个完美主义者作为执导之一并监制,大部分人多少都看过他的一些作品,《消失的爱人》、《十二宫》、《搏击俱乐部》,他对悬疑题材应是非常得心应手的,这部剧有他把关也应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内容上,剧中案件、人物都是以上世纪60、70年代可以说最恶名昭著、最匪夷所思的美国历史真实事件为蓝本,例如 亚特兰大州至今未破案的数十名儿童遇害案, 自称被恶魔附身的“山姆之子”,邪教“曼森家族”的创始人、涉嫌指使杀害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妻子莎伦·塔特及其朋友的查理·曼森等等;
而这部剧所参考改编的文本,就出自剧中主角、FBI调查员霍尔顿的原型人物——约翰·道格拉斯的回忆录《Mindhunter》,道格拉斯被称为“现代福尔摩斯”,他和他的这本书,也为许多其他著名影视剧提供了参考,比如《沉默的羔羊》、《汉尼拔》;
所以似乎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心灵猎人》都相当值得期待,相当有理由被追捧,但是,从8月16日第二季全部放出至今,在国内似乎除了已经迷上此剧的人拍手称赞之外,就没有掀起其他的波澜了。
它没有大火,而它本身也是冷的,因为它并不屑于用暴力和血腥抓住观众的眼球,所有我们本以为会见到的、令人害怕、心跳加速的犯罪场面,到了最后只有几张照片和一段又一段平静友好的交流,过程中甚至几乎没有过激反应,即使对面是一个杀过十几个人的“恶魔”。

有人说,这样一份满是对话的剧本,一般情况下可能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出钱开拍。
就连主角们所成立的“行为科学组”,不管剧中还是现实中,也都不被重视,反而被嘲笑为“狗屁组” (Behavior Science与Bullshit的缩写都可以是 BS) 。

那么《心灵猎人》为什么要选择无数乏味的对话,却把最容易抓住点击量的优势都这样“冷处理”掉呢?
最果断干脆的回答是,正是因为极端的恶匪夷所思,我们才需要先了解,然后才能更快更准地追捕。
而需要了解一个人,首先需要对ta感兴趣,充分的对话,当然是了解一个人最快的方式。

所以在这部剧里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对极端罪犯的强烈好奇,当霍尔顿与第一季出场的第一个恶人——智商145的“女大学生杀手”艾德·坎伯 ——完成第一次对话之后,直接启发了他以“近乎朋友”的聊天方式来窥探罪犯内心的方法论。
可以说连环杀手艾德·坎伯就是神探霍尔顿的启蒙导师。
两人的第一次对话这场戏,不过十分钟左右,可是据说完美主义者大卫·芬奇,花了足足两天才拍出了令他满意的效果。

但《心灵猎人》两季以来,给出的答案可能不止“抓恶人”那么简单,它其实要回答的是更深更本质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恶”,人为什么会“如此之恶”?
《恶的科学》第一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恶”这个概念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可怕的行为:
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杀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
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法解释。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2.换个角度理解恶,共情腐蚀
解释“恶”这个大问题太难,至今充满诸多争论,但《恶的科学》的确给了我们一个角度去试着理解,这个角度就是基于心理层面与神经科学的“共情腐蚀”,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与《心灵猎人》里的内容互为佐证。
接下来我们试着用“共情腐蚀”来做一点“恶”的分析。
通俗地理解,共情就是有同理心,会共鸣,能对他人感同身受。那么“恶”,会不会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感受完全缺乏共情?
奥地利哲学家马丁·布伯 著有《我与你》,他在书中对比了两种存在模式: “我-你”模式,“我-它”模式。
简单说,一旦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关闭,这个人就只处于“我”的模式了,“我”只和物品产生联系,他人即物品,看不到“你”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忽略了你的主观体验、你的想法、你的感受。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偶尔都会暂时关闭共情,专注自己的生活时,我们会暂时忘掉外面的乞丐,医院里有人在受苦,远方甚至有人失去生命。
据此,《恶的科学》给出了“共情”的定义:“共情就是我们放弃了单一的关注焦点,而采取了双重的关注焦点。”
单一就是只关注自己,双重是关注自己的同时也能感知他人。那么共情腐蚀就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共情能力被破坏了,ta从根本上就不能产生正常的共情能力。
但注意,共情和道德不能混为一谈,共情能力受损,不代表就会轻易地做出正常人做不出的“恶”来,准确说——
1. 共情是一条光谱,有人共情能力稍强,有人稍弱。
2. 有的人暂时关闭了共情;有的人暂时丢了共情,可能找得回来可能找不回来;还有的人可能从不曾有过共情。
3. 值得注意的是,共情极低的人,未必都是罪犯。
可是如果处在共情光谱最低的那个极端,低到共情0级的人,他们也不一定是冷血的恶人吗?
确实不一定。
会有一部分人因为感知不到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或者根本无法体会抱歉、内疚、懊悔等感受,而犯下暴行,但也有一部分人,他们只是极其不擅于人际交往,并没有想要伤害别人的意图。
零度共情意味着你不知道自己给别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不知道如何与被人交流,不知道如何预测别人的感受或者反应……共情的缺乏在你身上创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它意味着你的行为完全不受约束,放任自己肆意追求心中渴望的任何目标,或自由地表达一切想法,毫不顾虑自己的行为或语言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零度共情可能使一个人做出残酷的行为、可能使他对别人的感受麻木不仁、或只是在社会上陷入孤立。

事实上,零度共情也分正、负面。
阿斯伯格症与自闭症患者就是正面的零度共情,他们虽有低于常人的共情能力,但一般不具有道德问题,甚至某些自闭症患者具有超越常人的道德准则,这是另一番话题了,暂且不表。
而负面的零度共情类型较多,《恶的科学》中提出了三种:边缘型人格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三者并非截然区分,而是有交集的,私以为,《心灵猎手》中的一些罪犯不能说纯粹就只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可能也有前两者的人格障碍存在。
3.反社会人格者≠精神病态者
关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有一个最容易混淆的点,我们看《心灵猎人》中的连环杀手,一般会认为是反社会人格者(sociopath),或者是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但这两者不是同义词 ,只是它们确实都属于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类型。
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他们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缺少同理心、善于操纵他人、不友善、易冲动等特征。

但反社会人格者和精神病态者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有良知,后者没有,举几个例子——
《神探夏洛克》里,夏洛克就说过,我不是精神病,我只是能力超群的反社会人士。

反社会人格者的伦理道德未必缺失,可能只是和正常人的标准不太一样
夏洛克算不上体贴、善解人意,相反,他对别人态度恶劣,他也可以为了达到破案目的而不在乎获取手段,但他不会杀人放火,而且还能和别人建立情感联系,比如和他的好搭档华生。
《心灵猎人》也提到了非精神病态的反社会人士,“行为科学组”的学院派心理学家温蒂·卡尔就说,她乐于去研究历史上有成就有地位的反社会人士,这些人包括当时最受追捧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著名的摇滚歌手吉姆·莫里森、美国总统尼克松。

剧情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巧妙的问答,霍尔顿问:如果尼克松是反社会人士,怎么能当上总统?
温蒂答:问题应该是,如果不是反社会人士,怎么能当上总统?

这一回答,其实就是在暗示,反社会人格者是工于心计,有时候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反社会人格者若实施犯罪,他们可能是冲动犯罪,或者因为是非对错的观念、信仰体系出了偏差。
2011年造成77人死亡的挪威“7·22”于特岛枪击事件,凶手布雷维克就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他聪明,但仇视多元文化,被捕后拒绝认罪,坚持认为自己在“以行动拯救欧洲”,他视自己为信仰的殉道者。
但精神病态者因为缺乏良知,在零度共情的诸多表现上就更加极端,且极善伪装自己,会精心谋划作案手法,就像一直出现在《心灵猎手》片头小剧场的连环杀手BTK,在常人眼里他可能只是个书呆子。
《心灵猎人》中并没有明确告知每一个罪犯到底是观念出现偏差的反社会人格者,还是精神病态者,或许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仍然有许多的谜,而这两种人的区分,也亟待更多的研究。
4.是什么造成了共情为0?
是先天还是后天?
要问共情怎么会发生障碍?
这就要审视人类的大脑,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解释,人脑中的共情产生机制被称为“共情回路”,涉及参与的脑区目前所知至少有10个,例如——
杏仁核amygdala,参与情绪的学习和调控;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参与自我反省,且储存各种行为的情绪效价 (emotional valence) 的信息(一个行为能带来回报,它在情绪上就是正面的,反之招来惩罚,它在情绪上就是负面的);
尾侧前扣带皮层cACC,感受疼痛时或观看他人感受疼痛时会被激活,也与一系列情绪体验和识别有关,包括快乐、厌恶、痛苦等。
据《恶的科学》所描述,“这些脑区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活动强度”。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共情能力。
所有类型的零度共情,他们的共情回路中一定有一些脑区发生了异常,该活跃的没活跃,或者不该活跃的过分活跃了。

以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为例,打个比方,他们可能看见他人遭受痛苦时,某些参与共情的脑区没有产生正常的活跃度,相反,大脑却反而更多分泌了多巴胺,继而也就表现出了他们喜欢看到别人痛苦。又或者,某个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的游戏行为可能刺激他们的某些脑区过于兴奋。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共情回路的异常呢?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确实有一部分要归咎于基因,但“有一种解释认为,像虐待和冷落这样的早年负面经历改变了脑的形态。”
或者说,“共情基因”是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孩童时表现出人格障碍的特征,未必成人后一定会发展成零度共情或者恶劣的精神病态者,所以有可能早年的成长环境在共情回路的发育上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通过对各类零度共情的人的大脑进行研究分析,如今已得知的是,早年长期经受的压力、负面情绪,的确会影响某些脑区的发育,不但可能损伤共情回路,也可能会让某些激素分泌不正常,从而导致比如较强的攻击性,等等。
5.精神病态者的童年发生了什么?
那么像《心灵猎人》里的那些杀手,也可以归咎于父母的养育问题吗?
这一点,其实可以对应《心灵猎人》第一季中一直在探讨的“缺席的父亲,严酷的母亲”。 几乎每一场与杀人犯的对话,都会试图追问他们的成长背景,与父母的关系。

《恶的科学》给出的其中一个有关养育的心理学解释是 “客体关系理论” ——婴儿都是从“自闭阶段”开始发育的,他们感觉和母亲连成一体,成长之后才会分开成独立个体,在这个分离化过程中会建立自我感知。
精神病学教授奥托·克恩伯格继续推演这个概念,认为在自然发育的分离和个体化过程中,儿童会运用二分思维,将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区分开来,再将这些二分经验再次统一,儿童接受自我中包含的优点和缺陷,也接受父母的优点和缺陷。
但如果卡在了这个二分阶段无法完成统一,就可能是这样的因果:母亲把孩子推开,不愿意亲近,使得孩子怕被抛弃,或者管得太多,过于束缚,使得孩子怕被“吞没”,或者更极端的亲密匮乏、虐待等,孩子就注定不会成长为情绪稳定、共情能力正常的大人。
大多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的成长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与父母的亲密接触, 相反 可能还遭受过父母的“拒绝”,这些“拒绝”使得年幼的他们产生极端负面情绪,比如暗自愤怒。
孩子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他的怒火,如果他太弱小、还无法对拒绝自己的父母表达这股怒火,怒火就可能慢慢累积,像高压锅里的一团蒸汽,等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再宣泄出来。结果就是暴力的迸发。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成人之前就有共情障碍的表现,但不是每一个有共情障碍的孩子,长大后都会变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 “依恋理论” ,他认为,孩子的看护者,父母,就像是孩子最初的“安全基地”,孩子会从这个基地出发去探索世界,但他们知道,即使自己离开,也还是可以回到基地去“补给情绪”。
看护者向孩子表示关爱,给予表扬、宽慰、安全感,就能帮助孩子减轻焦虑,产生自信与信任感,“生命最初的那关键几年,看护者给予他们的东西就好比一罐内心的金子。”孩子一生将受用无穷,即使日后身处困境、遇到挫折痛苦,他们也能从这罐金子里汲取恢复的力量。
但如果没有给予关爱的看护者,没有一个“安全基地”,那么这样的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关系,就是 “不安全型依恋” 。
另一位心理学教授彼得·冯纳吉又进一步探究依恋关系,认为孩子会“心理化”看护者的内心:
“他们不仅会想象自己的母亲对于身边环境中的人与事物的想法或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想象母亲对于他们的想法或感受。”
由此冯纳吉主张,和父母的关系就是孩子了解他人的出发点。
“只有当孩子能安全地想象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时,他的共情才会顺利发育出来。而如果在心理化的时候,你想象的是母亲恨你或者情愿你不存在,你的共情发育就会偏离正轨。”
所谓共情发育偏离了正轨,也就是影响了参与共情回路的那些脑区的正常发育,使得他们成人之后对痛苦等情绪、对暴力等行为,都无法产生正常人那样的反应。

当然,以上理论也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共情发育到底如何出了错,最后会变成连环杀手。
但当我们从共情到养育再回到共情,在神经科学与心理学之间来回时,至少现在我们会发现,即使是精神病态者也并不等同于天生的恶魔,恶,也绝不是“因为恶所以恶”就可以简单下结论的。
为什么用共情障碍去理解“恶”?这也不是为了替那些穷凶极恶的人开脱,包括《心灵猎人》剧中为什么主角们还要花时间精力,还要冒着风险去和连环杀手交谈,去深入理解他们,而不是认为就该直接宣判他们极刑?
因为《心灵猎人》是要知道如何应对极端罪恶,恢复正义,正如霍尔顿所说:“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就能走进最黑暗的夜晚,在黑暗中投下一束光。”

而科学家还想知道的是——
我们有没有可能提高人们的共情能力,零度共情的人是否也可以在干预、帮助之下获得共情?
这些都是有待验证的问题,也是值得行动的尝试。
以上,欢迎专业人士指正补充。

【相关图书】
恶的科学
[英] 西蒙·巴伦-科恩


撰写: 陈皮
监制: 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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