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章家王世贞,被奉为古文辞学派之祖。他对于《史记》的文体是这样评价的:“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即有“愆而虚”“畅而杂”“雄而肆”“宏而壮”“核而详”“婉而多风(讽刺意味)”“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八类。即古代帝王本纪,其文愆而虚;春秋列国诸世家,其文畅而杂;战国纵横之际诸传记,其文雄而肆;刘邦、项羽本纪与韩信、彭越列传,其文宏而壮;八书一类,其文核而详,婉而多风;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引)
《史记》不仅文体种类繁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史通》是唐代刘知几写的首部系统性史学理论专著,该书《叙事》篇中写道:“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评说《史记》中苏秦、张仪、蔡泽等传“是其美者”。然而,这些文章大多取自《战国策》,因此并不能以此说明《史记》的文章皆为上乘之作。《史记》文章所选用的文体,与文章的叙述对象、参考文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自己做的文章,多体现于议论部分,例如前述《伯夷列传》。传记的叙述部分,主要基于参考资料创作。所以,评价文章的优劣,必须考虑到其与参考资料的关系。刘知几的这种评论方法,因之而意义不大。
《史记》中记载的事件,按照发生年代可分为先秦时代与秦汉以后两部分。先秦时代事件的编撰只能依靠文献记录,秦汉之际则有许多传闻可供参考,特别是景、武二帝的时代,正是司马迁父子生活的时代。依据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概念,又可将《史记》编撰的时代分为“所传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根据时代的不同,事件记述方法也有所差异。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便是秦汉之际,即“所闻世”。秦帝国急剧毁灭,随之而来的楚汉兴亡,是一个以中国全境为舞台、极尽哀怨豪壮的历史故事,历史的足音依稀可闻。但是,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秦汉之际毕竟已有百余年。《史记》在记录这段历史时,一定参考了这一时代的文献记录。比如《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的栩栩如生的叙述和描写,若是没有参考资料,就算司马迁在壮游途中收集到再多的传闻,就算司马迁本人的史笔再炉火纯青,想必也无法轻而易举地还原当时的场面。曾以幕僚的身份追随汉高祖的陆贾所作的《楚汉春秋》,我想就出现在司马迁的参考资料中。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陆贾的故事。
《史记》卷九十七收录了陆贾的传记,《汉书》卷四十三大致就是据此而著。《史记》里说:“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一名幕客,不通武事,也称不上运筹帷幄之才。但他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尉他归顺,颇有纵横家之风。陆贾与尉他的对话,在《陆贾列传》以及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均有收录,应是根据本人留下的记录所作。
陆贾钻研儒学,常在高祖面前引用《诗》《书》。高祖对此不快,骂道:“乃公(自己)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立刻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指出,若不是秦国有失仁义之道,高祖又何以得天下?高祖脸上不痛快,但此话毕竟有理,遂命令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为此陆生献上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祖皆称“善”,左右齐呼万岁。这便是《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被称作儒家经典的“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应该就包含《新语》十二篇。
《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的春秋属收录了《楚汉春秋》九篇,诗赋略的陆赋属收录了“陆贾赋”三篇。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才略》篇有言:“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诏书)。其辩之富矣。”认其为汉赋源流之一,可见此人文才之高。这里要讨论与《史记》相关的书便是《楚汉春秋》,此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九卷,《唐书·艺文志》为二十卷,宋代《太平御览》也有引述,证明《楚汉春秋》在北宋时期尚有留存。为《史记》《汉书》加注的唐代注释者们,应该也读过《楚汉春秋》全书。唐宋百科辞典性质的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以及唐初的《文选注》,也分别引用过《楚汉春秋》。清代洪颐煊等人作《楚汉春秋》辑本,留存至今的尚有五十余条,其中对汉初英杰们的事迹多有记述,对鸿门宴前后的记事也有所残存。毫无疑问,《楚汉春秋》是《史记》创作的蓝本之一。
《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精彩场面可以媲美垓下之战,也是一场划分了沛公刘邦与项王命运的戏剧性事件。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此,先行攻入函谷关的沛公,即阻止项羽入关,这便是事件的起因。项羽以为沛公有异志,为诛杀刘邦设下计谋。最终刘邦自鸿门宴成功脱身,谋臣亚父范增为之扼腕愤惜。《楚汉春秋》的佚文中,保留了这段故事前后的情节:
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水名)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范增)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艺文类聚》卷六
项王在鸿门,而亚父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摎,或似龙,或似蛇,或似虎,或似云,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不若杀之。”《水经·渭水注》,《太平御览》卷十五、又八十七、又八百七十二
沛公脱身鸿门,从间道至军。张良、韩信乃谒项王军门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只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只献大将军足下。”亚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
上述数条记录之间多少有些出入,不过都能在现存《项羽本纪》中找到。可是,唐代《史记》《汉书》的注释者们,却没有标注其出处为《楚汉春秋》。究其原因,应当是《项羽本纪》与《楚汉春秋》的文章关联极其紧密,已经没有特别标注文字异同的必要了。《史记》注释中标注《楚汉春秋》的,仅仅只是为了补充说明《史记》省略的部分。例如,《高祖本纪》索隐中标注了那位主张把守函谷关的鲰生(无趣之徒)本姓解,《项羽本纪》集解标注骂项羽“沐猴(猿类)而冠”的人是蔡生。《楚汉春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两处注解中。如此仅于补充说明的注文里引用此书的做法,表明其他部分基本相同,并没有必要专门加注。由此可以推论,鸿门宴前后的情节皆出自《楚汉春秋》,鸿门宴当晚发生的事件同样也出自《楚汉春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将《楚汉春秋》中的情节照搬了过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对参考资料完全不加整理就直接引用。从《史记》引用古代文献而编述的列国时期以前的内容当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关证明。此外,即便是直接挪用《楚汉春秋》的情节,司马迁也多少进行过文饰。比如范增谋划刺杀刘邦这一部分,《项羽本纪》原文如下: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比照《水经注》等书引《楚汉春秋》,虽然只有后半部分,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史记》的行文要简约许多。可见,司马迁对鸿门宴事件乃至整篇本纪,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润色。这是因为《楚汉春秋》中的故事,更具备战记特有的故事性与口诵性,史实性不足。为将这段故事编入史书,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这正足以看出由故事到历史的全新发展。
描写鸿门宴之类场面,或许唯有靠在场的目击者,或是当事人的后人方能讲述下来。虽然传承下来的故事多少被加以渲染,但绝非是全然架空的传闻。有证明显示,《楚汉春秋》的作者陆贾确曾身处鸿门宴现场。《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进入秦故都咸阳之前,听取张良的计谋,先派郦食其与陆贾二人用财利引诱秦将,攻陷了咸阳。紧接着发生了鸿门宴事件,因此两人应当也正好在场。《楚汉春秋》佚文中记录了鸿门宴前后的事件,这历史场面应该是陆贾亲笔为之。
说到郦食其这个人,《史记》中将他与陆贾共同立传。陆贾的《楚汉春秋》也有关于郦生的记录。郦生是陈留高阳人,家境贫寒,酷爱读书,县里百姓称他为“狂生”。得知沛公经过陈留,郦生道:“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郦生想前去拜访沛公,但沛公不喜儒生。有戴儒冠的儒生前去拜访,沛公就把儒冠摘下,边向里面溲溺(小便)边痛骂儒生。郦生拜见时,沛公正坐在床边,让侍女为他洗脚,斥郦生为竖儒(卑贱的儒生)。见郦生从容不迫的态度,沛公改而以礼相待,并听从他的计谋。《楚汉春秋》中记载的这段故事,相较《史记》颇有不同,而更为精彩。
上(沛公)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公方洗足,问:“何如人?”曰:“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告。郦生瞋目按剑曰:“入言,高阳酒徒,非儒者也。”《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二,《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二、又三百六十六
郦生自称“高阳酒徒”,按着宝剑横冲直撞的狂放模样,本应是司马迁非常感兴趣的类型。但不知为何,《史记》中没有记载《楚汉春秋》的这段情节。刘知几《史通·杂说上》中对此也有所论及:“刘氏(汉室)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司马迁)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不同)。”或许自《楚汉春秋》之后又发展出了不同版本的故事,但可以确定的是,郦生与陆贾共同出席了鸿门宴。关于郦生的身世,陆贾的书也应该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正文之后、太史公论赞之前,有记载郦生别传的大段文字。这段记录或许接近于《楚汉春秋》原文。若此文章是那些不满于《史记》本文没有记载“高阳酒徒”故事的人所为,那么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添加进去的。这与前汉末褚少孙对《史记》进行的补缀,当属同类作为。该论赞明确指出,《史记》的作者在编撰郦、陆传记时参考了种种资料。
太史公曰: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河内县名)洛(洛阳)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这篇令人不得要领的论赞,真是出自司马迁之手吗?被加入郦、陆传记中的平原君,是指平原侯朱建。朱建家贫,据说母亲出殡时曾受陆贾接济,应当是陆贾的友人。文帝三年(前177年),淮南王长杀辟阳侯审食其。据说平原君为之出谋划策,遂负罪自杀。文帝十分惋惜,拜平原君之子为中大夫,此人后出使匈奴,大骂单于傲慢无礼,而遭杀害。这应该是武帝初年的事情。太史公所说“与余善”就是指的此人;但从年龄上看,平原君死后五十余年即元朔五年(前124年),司马迁仕为郎中,年仅二十二岁,与平原君朱建之子如何能够深交?他们的年龄至少相差五十岁。如此看来,《郦生陆贾列传》的论赞部分应是司马谈所作。读陆贾《新语》,并称其为“当世之辩士”,也不似司马迁所为。因此,《史通》中对该篇的非难,也应是针对司马谈的。陆贾曾以非凡的口才说服南越王称臣,是个了不得的辩士,他的《新语》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被归于儒家类。不仅如此,此人貌似还是一位风流才子。传闻他通晓歌曲,常携数名歌倡四处游乐。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有关项羽《垓下歌》和刘邦《大风歌》的创作问题,也被推测与陆贾有关。
项羽
项羽号称西楚霸王,曾一时号令天下。他于汉四年(前203年)以广武鸿沟为界,与刘邦二分天下。翌年,兵败垓下,忧愤而亡。汉三年,平定三秦的刘邦曾乘势率五十六万大军出击,却被项羽打败。刘邦临急,将爱子从车上丢下,弃父抛妻遁走。后来,他被困彭城,插翅难逃;纪信以身代之,刘邦才得以逃生。到最后,刘邦项羽对峙于广武,项羽企图烹杀被俘的刘父太公。这段故事在《楚汉春秋》(《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又六百九十六)中有详细记载,《史记》参考了其中的记述。当时,就是陆贾作为使者被派到项羽处,不久刘邦的父母妻子平安归还。此时,汉军扩大包围态势,楚军军困食乏。汉军举全力从各地进攻,终将项羽围困于垓下。一代霸王终于走向了终结。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数阕(几遍),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就这样,项羽试图以死斗杀开最后的血路,然后大笑着自刎于江边。他的躯体遭到四分五裂,残肢被抢去邀功。项羽这般悲惨的下场,当时身处刘邦幕中的陆贾应是知道的。《楚汉春秋》还收录了美人和《拔山歌》的一首歌: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项羽本纪》正义引
这首诗只是为了嵌入“四面楚歌”这个词而作。
项羽的《拔山歌》正如朱子在《楚辞后语》卷一中的评价那样,“其词忼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将英雄末路的悲绪描写得淋漓尽致。即便是拔山盖世的勇者,有时也无法战胜。时间即命运。项羽自知命运的衰败,将悲切之情汇集于爱马、爱妾身上。对这位声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不喜读书的英雄来说,这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首歌,算得上是佳作了。
流传于日本的《史记》古本中,有一版本为多出一句的形式。此为五山僧桃源瑞仙(1430—1489年)《史记抄》——又名《桃源抄》——第二句是“时不利兮威势废”,还加了第三句“威势废兮骓不逝”一句,形成上句结尾与下句开头字句相同的蝉联句式。不过,这些应该只是技巧上的变动。因为即便项羽当时的确慷慨悲歌了一番,我们也无法得知他临终前究竟唱的是什么。总之,这些或许都是传承者们添加的。既然《楚汉春秋》佚文中保留了美人和《垓下歌》的歌,可见《垓下歌》原本也应当在书中有所记载。
刘邦
与此相对,高祖的《大风歌》传达的则是胜利的喜悦与得意之情。汉十二年(前195年),距项羽败亡已过七年。在此之后,高祖讨伐叛变的韩王信反遭匈奴军队围困于平城,复有陈豨叛变,及韩信、彭越等最得力的功臣被诛杀。高祖身侧可谓多灾多难。
汉十二年十月,高祖讨伐黥布叛乱,黥布败走。高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沛县。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大风歌》又名《过沛诗》《风起歌》。歌中“大风起兮”“威加海内兮”“安得猛士兮”几句中的语气词“兮”字又作“侯”字,所以也叫《三侯之章》。此时高祖令一百二十名少年和唱,他亦亲自起舞,慷慨伤怀,流下眼泪。高祖下令说,将来我死后,将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提供祭祀费用的城邑)。他天天同父兄诸母故人谈笑,过了十多日才离去。翌年四月,高祖于都城驾崩。按照遗命,由一百二十名少年合唱的传统保留到了文帝时期。
沛县设宴时,陆贾或许正侍奉左右。高祖逝世后,惠帝(前194—前188年在位)、少帝(前187—前180年在位)时期,陆贾与陈平等人共同谋划对抗吕后专制,扶植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即位。他对当时的汉室内部情况最为了解,唐朝刘知几也予以肯定,称汉初“书唯陆贾而已”。陆贾喜好歌曲,吕后专制时期,陆贾一度家居,变卖了出使南越获得的财物,换得千金,外出时安车驷马,带着十个演奏琴瑟的侍者,四处歌舞游乐。
陆贾既是《楚汉春秋》的作者,而此书若真是《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的主要参考资料,那么二位英雄之歌多半也是经由陆贾流传下来。所以,将这两首歌分别作为刘邦、项羽二人的真实作品而讨论其文学性,事实上是意义不大的。本质上看,它们应属于口传文学的研究范围。
据《史记》说,《大风歌》是高祖本人所作,这种说法获得广泛认同。前汉末刘歆著《西京杂记》卷三中提到,“大风之诗”乃高祖为戚夫人作。《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歌诗之属,录高祖歌诗两篇,另一篇四言诗《鸿鹄歌》见于《史记·留侯世家》。高祖爱妃戚夫人的儿子立太子无望,高祖安慰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遂唱出了这首《鸿鹄歌》。
此时高祖宠爱戚夫人,意欲改立戚夫人的儿子为太子。吕后生下的太子此时已得号称商山四皓的四贤人辅佐。高祖听闻此事,叹道:“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并唱道: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当可奈何 虽有矰缴 尚安所施
这首《鸿鹄歌》与《大风歌》采用了不同声调。《楚汉春秋》(《后汉书·冯衍传》注引)逸文中记载了这场废立太子的事件。所以,《鸿鹄歌》与先前提到的“美人和歌”一样,可能都出自《楚汉春秋》。
如果说《史记》中最广为人知的《项羽本纪》等记录汉初历史事件的文章,编撰时大多参考了《楚汉春秋》等文献,那么研究《史记》的文学性时就需要把这一事实纳入视野。《楚汉春秋》在《汉志》中著录为九卷,在隋唐书目中著录为二十卷,想必全书大部分内容已收录其中,记述范围应已达到汉文帝初期。《楚汉春秋》现实且浅显易懂的文体也非常适合引用到《史记》中。同样是引用,清朝崔东壁在《洙泗考信录》指出,《孔子世家》直接收集了孔子的事迹,原封不动地收录下来,其中却存在大量错误。
我写的《孔子传》一书也谈到了这一点。综合以上种种,可知太史公亲笔创作的其实是各篇的论赞部分,及发生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并亲自见闻的事件,例如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滇中所写的报告书《西南夷列传》。除此之外,其他部分皆参考了资料。不过《西南夷列传》的论赞部分称滇王为楚之后裔,“楚之先岂有天禄哉”,毫无疑问是来自一段无确切根据的传说,这一点与《史记》中称东越乃大禹余烈的说法如出一辙。文章也使用了押韵手法。
《太史公自序》中收有全书各篇的小序。本纪、世家部分多用韵语,列传中也有数例。《外夷》《滑稽》等列传的论赞部分也用到了韵语。总体来看,使用韵语的文章内容贫乏,与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总之,《自序》与本文及论赞部分缺乏一致性。
在此,因篇幅有限无法谈及各个篇章的问题,但从文学性角度来看,正如王世贞所说,《史记》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在历史叙述体例方面,《史记》称得上佳作,但并不能说《史记》在文学性方面同样成功。《史记》的文学性,唯体中现于司马迁受刑后树立的命运观,以及他领悟到这种命运观并以此撰写的部分。《史记》当中这有限的一部分,却奠定了《史记》强烈的基调,将整部作品升华为一部恢弘的交响乐。
但这部交响乐无法带给听众净化心灵的效果。因为其最为重要的根源部分,就像没有弦的琴无法奏出声音。这部以人类命运为主题的伟大史书,并没能解决命运带来的问题,而是令后代背负起书中记载的种种生活态度以及命运实践。后代的人们不得不以史传中的先人为典范,把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作为自己的义务。
(本文摘自《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日]白川静 著,曹珺红 赵霞 译。2018年12月)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责任编辑:饶佳荣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