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刘星是个搞民乐的,擅弹中阮。他写过若干部大型作品,出过几张New Age风格的唱片,试过用中阮弹古琴曲和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去过黔东南和晋陕黄土高原录民间音乐,姜文《鬼子来了》用了很多他的音乐(《一意孤行》),据说灵感也由此浮上水面。
刘星1980年代出道,以《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确立作曲家身份。以今天的世俗标准来看,他混得不算好。一没进入体制;二不混圈子;三,他热爱的民乐和各地民族音乐实在冷门,观众寥寥,知音更罕。
如果刘星是搞西洋音乐的,或许就不会对2007年在荷兰的演出如此记忆犹新。
那年他带半度室内乐团在阿姆斯特丹Muziekgebouw aan't IJ音乐厅登台,现场音效极好,“每个音符出去都是咻咻咻地,一轨一轨地滑向远处。”
2007年,半度室内乐团在阿姆斯特丹演出。
现实是,他和他的民乐及管弦乐作品能在好厅面对好观众演出的机会非常少。
1999年香港举办的“中国传奇”艺术节上,他与黄霑办了两场“闲云孤鹤音乐会”。当时,香港乐评人梁宝耳称刘星是他听过的“由中国老中青三代各派所写器乐曲中最杰出的一位”。每张放在流媒体平台上的刘星作品下面,都有人感叹中国也有好的当代音乐却无人识。
后来的刘星去干什么了?他和搭档小草在2003年成立了半度音乐,被现实牵着头皮往前走。
1月20日在黄浦剧场,半度音乐举办了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刘星主持,言语直率简练,又丧又萌,到必须要讲的内容时就低头念纸片,常常台下笑声一片。
多年来他被当作隐士,却不是不需要赏识;是真正的大师,但也有缺点,如果艺术家脾气和容易犯懒消沉也算的话。他很清楚自己心直嘴欠,“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去台湾演出一个礼拜,友人提醒他不要乱说话。他真的闭嘴了六天,第七天没忍住开口了,“差点没和人打起来”。
以下是刘星的自述。
刘星
1
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委约的,很少会去自己主动创作。为什么?懒呗。——刘星
我是1962年生人。十六岁之前都是在傻玩。六岁前在东北,六到十一岁在四川,然后回东北念初高中。十六岁考到上海音乐学院,二十岁毕业回黑龙江待了两年,然后就从体制内跑出来去北京,在北京待了八年(1984-1992)。
八年过得很苦,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里。但是那段时期我写了《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1987年《云南回忆》首演后(第一届中国艺术节上由中央民族乐团演奏),我确立了作曲家的身份。
1990年香港雨果唱片公司的老易(雨果的创始人易有伍)委约我写New Age的作品。我不懂什么叫New Age,他就扔了几张唱片过来。我做的第一张唱片是《无所事事》,后又做了《一意孤行》,唱片销路不错。1992年上半年老易请我去深圳专门为雨果写唱片,在那边待了半年,写了《无字天碟》和《在彩虹上》。1992年回到上海跟朋友开了M4公司,1994年出版了《孤独神》,1996-97年出了《湖》《树》,销量非常好。
1999年因为我租的房子被人买了,拖家带口的不得已只能买房了。牡丹路的老公房,24万,加装修30万。但自己没有存款,都是跟亲友和朋友借的钱。
1999年去香港演出,就是和黄霑一起办的“闲云孤鹤音乐会”,拿到十几万收入,算是毕生最高收入,感觉是老天让我偿还债务特意为我安排的。之后又有电影音乐和新加坡演出。
1999年在香港,刘星与黄霑办了“闲云孤鹤音乐会”。
2
“决定合作前我跟她说,丑话先说在前头:我是那种运气特别不好的人。十个人里如果有九个人赚钱,我就是那个不赚钱的。”——刘星
(注:2003年刘星和小草成立半度音乐,初衷是只出版自己认可的音乐。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音像店“像发牌一样卖唱片”的好日子已经将尽。在半度音乐的早期阶段,他们花费巨大精力长篇大论地讨论它存在的意义,三观激烈碰撞。刘星从来没有动摇过纯粹艺术家的信念,“重要的是艺术价值”;小草高效务实,她愿意暂时放下唱歌的梦,但要让半度生存下去。)
年轻时游戏打太猛了。红白机,手柄,一张卡里只有一个游戏,可以暂停,但不能断电,电源一关全完了那种。后来有了超级玛丽,三条命可以打到第三圈。一直打到魔兽世界,就不太玩了。
1998年我认识小草。1998年初的春晚王菲和那英唱《相约九八》,就是那一年她来了。小草是业余歌手,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平安从事金融业,兜里还揣着歌手梦。她通过老师找到我来给她录歌。那时下午录歌,晚上就喝酒聊天。
2003年小草来上海,刚好我已经闲了六年。决定合作前我跟她说,丑话先说在前头:我是那种运气特别不好的人。十个人里如果有九个人赚钱,我就是那个不赚钱的。我俩可以合作十五年,我觉得这个(事先声明)很重要。
半度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现场放映回顾视频。
和小草合作的前五年,我们花了巨多的时间沟通,长篇大论的。咱俩的社会观念不同。
【小草:有分歧你就会说,“你是搞金融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分歧是业余歌手和作曲家、新入行和资深者、女性和男性、在半度不同分工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对于半度存在的意义我们也有不同意见。小草觉得要先生存下去。我觉得重要的是艺术的价值。
但后来慢慢就互相妥协。半度的前五年我们为了生存做艺术礼品,需要我把从前的音乐重新剪辑。第二个五年我们陆续有政府、企业的赞助,开始咖啡馆运营和现场音乐会(半度雨棚咖啡馆与半度音乐会),放弃了艺术礼品。
【小草:最近两年我们长篇大论的争论很少了。以前兴全基金给我们资助,每年我要写报告书。第一年第二年,老刘的计划没完成,他觉得艺术是无价的,不是一个目标一个时间节点必须完成。那第三年第四年后我就写我能确保完成的,不写他的方案了。】
《广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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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已注销:“这张《广陵散》,是中阮大师刘星买了音像出版社的号自费出版,因为音像社根本没兴趣出这种偏门音乐。在没有商业推广和宣传的情况下,他在杭州演出的费用,也是老板在现场靠卖30多张票收的费用来抵消的!作为一个恃才傲物的乐痴,想想也是太心酸!”
afu是我:“你的心酸好多余,本来是人家喜欢做的事情,能够做就做一下,你一说心酸,虽然不一定就是无成本的同情,但让人家不体面,不好,不好。”
(摘自网易云音乐《广陵散》网友评论)
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很懒。《广陵散》那张专辑录了两年多,天天在那个状态,光“制作人的话”就改了三十多版,最后的成稿每个字都不能动,音乐到一个小打都不能动的程度。
《广陵散》是一张把古琴曲移植到中阮上的作品。我在搜集古琴曲的时候发现1950年代王迪、许健、查阜西三人遍访全国琴人的录音集。(注:这次行动开始于1956年初夏,历时一百多天,走了二十二座城市,共访问八十六位琴家,录制二百七十余首琴曲,时长大约一千五百余分钟,其中包括公元六世纪至公元二十世纪,长达一千四百多年间的传世名曲。)
他们制作的这套《古琴曲选集》一共八张,我想买,但担心自己微薄的经济基础不能负担。后来一搜,正版的八张才七十多块!比人家盗版的还便宜。
刘星团队在黔东南。
2005年我们去黔东南录苗人的音乐。他们的音乐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之一。当时去的有些地方还没有通公路,当地老人不愿意年轻人出去打工,所以保持了音乐的正统。但据说已经不如七十年代的纯正。
(注:以下几段摘自《苗》专辑中“制作人的话”)
苗族古歌唱道:“老鸹无树桩,苗家无地方,到处漂泊,到处流浪”。在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铸就了苗人的文化精神:既坚韧不屈,又善良友好。迄今为止,黔东南苗人有的地方还保持着千年以前的生活形态。
黔东南苗人的音乐极具音乐天赋。音调的个性无与伦比,高亢但压抑的假声,委婉但哭泣的大颤音,气息深沉的长音,清晰完整的曲调结构,复杂而耐人寻味的细节润饰等。
在这样的音乐中很容易体会到这是一个苦难深重而伟大的民族。

半度雨棚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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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度咖啡馆从去年开始亏损。两周一次的半度雨棚音乐会坚持到现在,忠实的观众很少。为什么?一是中国民乐的传统曲目翻来覆去就那些(缺乏好的新作品)。二是环境变了,早几年演奏家们的状态普遍比较好,晓风(汤晓风,琵琶演奏家)、刘乐(古筝演奏家)他们经常会有状态很好的时候,这时候我(主持)的状态也会很好。这几年演奏家们的状态普遍平平,专注力下降。老观众能感觉出来。——刘星
半度音乐能存活15年,80-90%的功劳是小草的。
我的头衔是艺术总监,这个角色和创作者的角色是矛盾的。
【小草:“公司”的本质是为了营利,我们公司在做的却都是非营利机构的事。二者目标不同,也是矛盾的。去黔东南录苗族的音乐成本肯定是收不回来的。去年半度雨棚咖啡馆开始亏损。前几年生意一度非常好,每天都忙不过来,但利润也有限。怪我们,别人开咖啡馆多拼命,要做成网红咖啡馆。我们想着开了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两周办一次音乐会,这样是不行的。】
曾经的雨棚演奏会现场
现在公司加我们一共八个人,一年几百万的运营成本。本来是一个人,后来有了公司,要养活公司,就把自己套牢了。
【小草:我们也考虑过跟一些年轻人聚集的平台合作,有的平台自己也做音乐会。但是普遍的一个倾向是,网红化操作。这些平台更注重颜值高、吸粉快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品质没有那么重视,另外也有非专业演出场地的非专业呈现问题(音效、灯光、现场管理等),其中音效尤为重要,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我们在合作时会比较谨慎,因为精力实在太有限,很担心非常用心制作的音乐会在呈现效果大打折扣后,不仅没有保留我们最珍贵的品质优势,也没有多少传播广度,或者说没有传播到真正潜在的听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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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民乐和民族音乐的创作、推广和保护。”同学说:“得了吧,多大的词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在做的事和社会是脱节的。——小草
做琴(中阮)是这样的,差不多第三个五年,我们开始搞教育,但打开淘宝搜索“中阮”,发现每家卖的琴大小、样式、材质什么都不一样,这样怎么推广?后来和乐海乐器认识,他们领导也想推广中阮这件乐器,就开始合作。
我们琴的销量不算好。中国人有个习惯,用各种木料做琴,可以卖很贵,红木、紫檀、金丝楠木等,慢慢买家也看木料来买琴,首先问你是什么木料做的。卖乐器不是卖家具,家具是木材越珍稀价格越昂贵,琴的木料只求合适,决定品质的是手工。
中阮这件乐器在独奏能力上体现的不是音色个性或某方面见长,而是强大的综合能力,这是其它弹拨乐器无法替代的。它的能力范围包括在未来大型乐队中担任重要角色;组建大型阮族乐团、阮重奏等室内乐团;担当演奏大型协奏曲及各种风格的当代创作乐曲;改编演奏古琴的传统乐曲、改编演奏西方的经典作品等。它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件世界性乐器(前提是具有在世界范围被认可的作品、演奏家及不断完善的乐器制造)。
我也一直在编写中阮的教材。古阮只有史料记载,没有实际可以演奏的乐曲存在。中国传统艺术大都靠口授心传,学习者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有进步。有些人会觉得刘星的曲子太难,要求太高了。和民乐的普遍标准来比是高的,但和西方音乐的要求比真的不高。
《中国音乐地理·晋陕黄土高原区》项目期间的考察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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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年当中有这么几天,很明显地,早上起来对着楼下的十字路口抽烟时会觉得快乐。这种快乐以前也有过:写完一部作品,名字一签,时间地点一写,可以高兴五分钟,然后就没了。——刘星
2009年新加坡演出以后我就不弹琴了,协奏曲弹不动了。
前几年我挺消极的,觉得自己的创作不被需要。半度搞音乐教育,音乐教育是很好的,但总有种让卡拉扬去指挥社区乐团的感觉。我们需要精品,但现实与此相反。
半度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小草让我不要说消极的话。她跟我说:你想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哪一个生活得毫不费力,完全顺遂的?
最近这一两年我也开始有变化。身体越来越差。头大,眼镜勒得疼,去做近视手术,结果见风落泪只能戴这么个防风镜。
有人问我创作的时候喝不喝酒?不喝,因为喝酒带来的快乐或悲伤让我脑子里冒出的都是文字。真的,我写了很多文字,短语,关于教育、人性、性教育的等等。很多年前就想出一本短语集《矮屋》,但近几年没在写了,写完了也出版不了。
八十年代我也写过歌,有大约十首。写歌真的难。当年在北京听崔健,我跟朋友说,那小子的小歌词儿和旋律是真的牛逼。写歌和写乐队不是一种思路。
每个阶段写的东西都不一样。当然是后写的会比先写的成熟,《第二中阮协奏曲》就比《云南回忆》成熟。成熟不一定就好,各有各的好处。我自己喜欢的几个重要作品,按时间排序:《云南回忆》《无字天碟》《第三交响乐》《广陵散》《第二中阮协奏曲》。
搞创作的人太依赖灵感了。没有灵感怎么办?有没有摸索出应对的办法?怎么可能,没有灵感只有两个结果,一是等灵感来了再写,二是降低标准,但对真正的作曲家来说,二是不成立的,因为难以降低,标准在长时间形成之后,就像人的本性一样。
我也很久没有写大的作品了。《中阮独奏曲集》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北京那八年里写的。现在写的中阮练习曲也是创作,但需要的灵感等级和写大作品是不一样的。
练习曲写着写着,好像觉得灵感来了,可以写大作品了。砰,半度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的事儿来了。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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