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认为捭阖之术,是万物运行的一条普遍法则,是各种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捭阖就是变动阴阳干扰自然顺序,就是用开闭之法促进万事万物的发展转化。我们把长生、安乐富贵、尊荣、爱好、财力、得意等分为阳类事物,把死亡、忧患、贫苦、侮辱、失意、有害等归为阴类事物。在使用捭阖之术游说的过程中,先把握对方的内心,已确定对方是喜欢阴性事物还是阳性事物。在与处于仰阳势,内心积极的人谈论时应从大处入手,选择大道理来引导对方。与喜欢阴性事物的人谈论时,应从小处入手用琐碎卑微的内容,用具体细小的事例来引导对方。因此可以说,用捭阖之术去游说,没有试探不到的真相,没有不听从我们决策的人,没有不能说服的人。用捭阖之术去游说,可以说动每个人,可以说动每个有封地的大夫,可以说动每个诸侯国的君主,可以说动天下的霸主。

叔孙通一生先事秦而后辅汉,两代为官都能红极一时,最初叔孙通因为有文才而被秦朝朝廷征召,后来秦朝灭亡叔孙通又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成为西汉开国之初的一位引人注目的角色。但人们对他评价历来褒贬不一。司马迁誉之为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其为“汉家儒宗”。而司马光则责之制定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贾古礼失传。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只能从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孙叔通是秦二世时的儒士,被任命为待诏博士,适逢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纷纷响应。秦二世知道后十分忧虑,便召集待诏博士和儒生们询问对策,三十多名博士和儒生异口同声说:“百姓造反。这是不能赦免的死罪,希望陛下赶快发兵讨伐。”秦二世听后勃然大怒。叔孙通见状上前说道:“如今天下合为一家先帝毁掉郡、县的城墙,销天下的兵器,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打仗了,况且我朝上有圣明天子,下有完善的法律,人人尽职守法,四海安宁,何人会造反,这不过是些偷鸡摸狗的小贼罢了,不足挂齿。”

二世转怒为喜。有头脑灵活的儒生们见状,很快转过弯儿来,复合叔孙通说起义者不过是盗贼,而脑筋僵硬的仍坚持说是百姓造反,于是秦二世便把说造反的都关进监狱,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和一件衣服。

当时便有人骂叔孙通是“阿二世”即阿谀奉承之人。叔孙通没有理会,因为他是聪明人,知道秦二世的这个政权已经没有希望了,没必要严肃对待。后来秦朝败亡,叔孙通便带着儒生们逃出咸阳,先是投奔项梁,项梁死后又侍奉楚怀王,后来又投奔刘邦。他知道刘邦最是讨厌儒生,见到儒生便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便溺,以侮辱儒生。叔孙通脱掉儒装改穿短小贴身的衣服,这令刘邦很是高兴,叔孙通既不向刘邦宣讲儒家,也不向他推荐自己的学生,而是向刘邦推荐那些盗贼出身,善战的壮士,这让刘邦更是高兴,拜叔孙通为博士。

叔孙通的学生们饱受冷落,暗地里骂他。叔孙通听到后便对学生说:“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争夺天下,你们这些儒生能上阵杀敌吗?你们跟着我,我并没有忘记你们。”待刘邦平定天下,那些跟随他打天下的没有知识的武夫,根本不懂什么是规矩,在朝堂上喝酒争功,醉了就大喊大叫,甚至拔剑砍大殿上的柱子,刘邦看着乱糟糟的景象,头痛不已。此时叔孙猜准了刘邦的心思,便对刘邦推荐儒家思想称:“儒家虽不能夺天下却善于守城。”刘邦同意后,叔孙通与鲁国的儒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斟酌古代和秦朝的礼仪制度,因时制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礼仪制度。从此,大臣们上朝都严格遵循礼仪,稍有越轨便被一旁监视的御史拉下惩治,人人心中畏惧,朝中气象大为改观,刘邦看着驯服的臣民方才感慨道:“我直到今日才知道天子的尊贵呀!”

于是他便赐封叔孙通为太常,又赐金五百。叔孙通见时机已到,这时向刘邦才提出:“臣的学生们跟随臣多年又和臣一起制定礼仪,希望陛下给他们封官。”刘邦此时已从心里喜欢儒生了,便把叔孙通的学生们都封为郎官。叔孙通又把刘邦赐赏的五百金分给学生,学生们这才明白叔孙通的用意,都高兴的说:“叔孙通先生堪称圣人,懂得这世界的事情和规律。”

鬼谷子云:“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使用捭阖之术,使事物转化,是阴阳之道的关键。灵活变通,把握人心,也把握事物的关键。叔孙通可能并非圣人,但他的确知晓权变之奥秘,以一人之身,能够适应秦二世之昏,项羽之威,刘邦之薄,在那样一个天下大乱,文人遭劫的时代,不只苟全性命,还能处处得意。这一切都取决于他很好地握住了,变与不变的尺度,所谓“变”就是在琢磨君王的脾气,秉性,好恶的基础上,不断改变自己的言行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