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平生不喜欢照相,所以他的照片存留不多。在这不多的照片中,有一张他穿着军装的照片,因很受他的喜爱而作为他的遗像流传甚广。细心的人会发现,这张照片上的戴笠佩戴的是中将军衔,但在他死后褒扬他功绩的国民政府令中却有“着追赠陆军中将”的字眼,这岂不是说他生前并非中将?

更离谱的是,据1945年3月8日国民政府令:“陆军步兵上校孙立人、凌琦、戴笠、……晋任为陆军少将。此令。”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戴笠甚至连陆军少将都不是,离他那中将军衔似乎更远。

别说外人搞不清楚戴笠的军衔,其亲信沈醉在所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曾这样写到,“他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中将,但他的部下却有十多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可见,他的所谓中将军衔甚至连身边人都信以为真了。

显然,两个清楚写明戴笠军衔的国民政府令是严肃的,其准确性无庸质疑。那是不是说戴笠以步兵上校军衔擅自佩戴中将军衔是不合规的呢?从戴笠在公开场合,甚至随侍蒋介石时都能佩戴中将军衔的情形来看,似乎又不是这样的。

如果从档案去回溯民国时期的正式军衔制度,是无法解释戴笠这种行为的合理性的,当时军官授衔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早在1936年即建立了完整的军衔制度,从少尉以至特级上将均由军事委员会任命。但问题随之而来,抗日战争一起,军事机构急剧膨胀,相当一部分军官缺少实授军衔的资格,但其职级却与某一军衔对应,所以在实际中就出现了很多自封的军衔。说其自封,是未经军事委员会铨叙,但却与其实际职务是相应的,比如朱德当时即可以挂上将军衔,就是因为他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这一职务相应的军衔就应该是上将,但其军衔却绝不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的;周恩来也是如此,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职务佩戴中将军衔。

那么戴笠呢?戴笠的本职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后升任局长),兼职则有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等,从其本兼各职来看,挂少将或中将军衔均可。

此外,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文上,军衔与职级一致的,称为“任官有案”,职级高于军衔且经中央备案的,称为“任职有案”。戴笠以步兵上校军衔而出任诸多高阶职务是不合理的,而按其条件直到1945年3月才符合晋任少将的资格,所以从便于工作出发,他佩戴了与其职务相应的军衔。这也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通行做法,当时有很多担任相当职务的人员,都是如此,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诸名中将高参、少将参谋之类的,一般凡是这种“军衔+职务”并称的,基本都是未经正式铨叙的所谓“黑官”。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合理的变通办法,毕竟战时一切从权,不可拘泥于成法。

并且,军统由戴笠一手操持,他拉人入伙的手法多样,其中一条就是直接封官,比如袁殊,在淞沪抗战前,戴笠直接任命其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这个“少将组长”就是私相授受的。至于军统内的大大小小将校尉级军官,绝大多数都是私自授衔的。抗战结束后,曾集中铨叙过一批军官,军统的军衔与职务不相当的问题才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