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介 绍

王春生,主任医师,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1994~1995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心脏瓣膜中心主任、上海市胸心外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主任。还担任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创始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瓣膜病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大血管病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专家。担任《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等多本权威杂志的编委。王春生教授累计完成各种复杂心血管外科手术约10000余例,其中心脏移植400余例,居国内首位。目前每年完成1000余例心外科手术,其中心脏移植30~40例、大血管手术200余例、心脏瓣膜和冠脉搭桥手术800余例。王春生教授是我国最著名的心脏移植专家,也是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规范和准入制度的主要制定人。他也是国内最主要的大血管外科和瓣膜外科专家之一,救治了大量复杂高危患者。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承担国家“十一五”攻关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科委重大项目、上海市教委“曙光计划”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基金,曾荣获2002年卫生部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一等奖、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2008年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08年上海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十余个奖项,主编《心房颤动的现代治疗》、《外科学(中英文双语教材)》胸心外科部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胸心外科手术彩色图解》,主译《心脏外科手术技巧》,参编多部胸心外科专著。

采访笔记

几个月前,他在江西会诊,有待产孕妇心脏大血管破裂,当地医院无论如何不敢收,他说,你们跟我来上海,救人要紧。这个晚上是生死时速,产妇遇到他是幸运的,在中山医院,胎儿顺利生产,他又为产妇做了大血管修补手术,从晚上九点开始的手术,持续到凌晨四点,母子平安。次日,他还接着上班,还有手术等着他。“没什么,年轻时我有过三四天连续工作的经历。”

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春生,擅长各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纠治术,瓣膜修复与替换术,冠状动脉搭桥术,大血管手术,心脏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等手术。

九十年代出国潮,他适逢在大洋彼岸进修,有各种机会可以留在美国,但此时,老院长杨秉辉教授的一封来信打动了他。“院长看中了我的潜力,希望我回国,此时心外科青黄不接,外院同行群雄并起,科室各方面亟待发展。”他回来了。

他坦言自己幸运,15岁上大学,毕业后拜在石美鑫教授门下,又在普外科轮转,一去就站在第一线,打下极为扎实的基本功。因缘际会,回国后他35岁就挑起心外科大旗,主攻心脏移植,大血管破裂等疑难危重,一举成名。科室一年手术量,从当年三四百直到如今四千多台。

“临床思维能力最重要。”他说,快速判断,快速解决,胆大心细,这些是心外科医生的素养,还有,心外科医生需要一定的天赋,有阅读手术的能力。

对手术,他说上了瘾就戒不掉,要是一周没摸过手术刀,他就产生念想,就算在海滩上度假,心里都长出一只手来,拉他回手术台。

有人说,手术台上的他,一派大将风度,在最难的手术面前都能举重若轻。“只要一上台,病人不管是谁,都与我无关。任何杂念都没有了,物我两忘,禅的境界,人刀合一。”很多次,手术台上是大人物,手术室外气氛紧张,一触即发。他和他的团队在无影灯下照样安之如素。

访谈结束,他又踏进手术室,接下来又是连着四台手术,今天,他一共安排了八台手术,会一直干到晚上九点。离别时,他脸上的微笑如一池春水,我想,这足以抚平门口那些苦苦守候的人们,所有的焦虑与忧愁。

他真是幸运的,15岁上大学,大步行进在人类追逐梦想并写满坚韧与光荣的心外传奇的历史上 ,使一颗颗破碎的心,终于迎来重生的希望。

1

两个选择

1964年,王春生出生于江西。

他的少年时期是在文革的动荡中度过的,恢复高考后第三年,因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高考政策,王春生在那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当时,他15岁。

王春生的爷爷曾在江西南昌当过一所医院的院长,他的叔叔阿姨们都是医生,而父亲因为参加革命工作而放弃了学医的机会。1979年,王春生参加高考。“实际上我当时考得很好,梦想是去中科大的少年班,但是父亲觉得我应该学医。虽然当时对学医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想想,那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最后,他成功被上海医科大学录取。

作为一个少年,王春生对医学的理解是在学校大家庭的环境中一点一点浸染而成。“医学是一门技术活,不论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的5年,王春生对医学的兴趣渐渐显现。毕业时,他作为成绩排名前10的顶尖学生,获得了自主选择临床专业的机会。王春生说,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我选择了心外科,我觉得它是最具有挑战的,是最年轻、发展空间最大的学科。”

1984年,王春生从上医毕业。那时,他选择的心脏外科在中国其实才刚刚起步。“条件非常艰苦,死亡率也很高。我们在这一块空白了10年。”他进医院的时候是20岁,很多新鲜知识在这时候被大量灌输,而年轻的他接受能力很强。因为人员缺乏,条件艰苦等原因,当时一整个团队几乎全住在医院里,住院医师24小时待命。

“我有连续工作三四天的经历,当时团队里人手不够,科里高年资医生都五六十岁了,我一个年轻人身体好,反应快,就承担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来在普外科轮转时,也作为主力冲在第一线,做了很多事,开了很多刀,还要带着进修医生和实习医生去查房。这样的经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王春生曾在普外科轮转两年,最后又回到心外科。王春生说,普外科的经历为他的心外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

“医生就是要多实践,哪怕看似和专业无关的领域——我在妇产科实习时,接生过五个婴儿;在五官科实习时,取出了很多鱼骨刺——心脏手术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要求就更高,直接上手是很难的,一个心外科医生,不仅仅是要快速判断,快速解决,还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出众的动手能力,最重要的还要学会临床思维能力。现在看来,我整个从医路程都是历史的机遇,那么多科室实习、轮转的经历,让我在实践方面多了捷径,提高了动手能力,也提高了临床思维。”

王春生在成为主治医生以后,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两年后,又逢另一个选择的机会。那时中国正逢出国潮,很多同行出去进修了就不再回来。“我有过留在美国的想法,家里人也都过来了,那时候我已有十年工龄了。记得当时老院长杨秉辉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现在科室青黄不接,我这样的年轻人回国后是大有前景的。在信中,他和我探讨了人生的选择,以及年轻人的理想和价值观,语意诚恳,推心置腹,这封信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

纠结良久,王春生最终回来了,是勇气也是热爱。“当时我身边的人都在美国,我一个人先回来了。我对心脏外科是热爱的,回国后可以继续我的心外手术,而这一点留在美国是困难的——其实,一个人能够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是最幸福的。现在30多年过去,我依然自豪于心脏外科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时,一位教授也曾对我说,如果你觉得你能成为中国将来顶尖的医生,那你就回去。当时我想,也许我可以,因为我比同龄人都年轻,而且赶上时代潮流,每一步都刚好踩到点上。”

1996年,王春生回到了中山医院。

2

心脏移植

回来不久,王春生接棒中山医院心脏外科,他对自己的信心十足。“我觉得水到渠成,给我机遇我就不会恐慌。”

中山医院心外科一直是中山医院老牌的强势科室,创建于1947年,由著名专家黄家驷教授任首任主任,在国内处于开拓领先地位。1958年石美鑫教授任主任,同年成立上海市胸病研究所,是国内最先开展心血管手术的单位之一。率先开展的心脏手术有十余种,如动脉导管切断缝合术、右径二尖瓣闭式分离术、主动脉弓切除同种异体主动脉弓移植术等。

但王春生接手的时候,正赶上发展进入的一段瓶颈期。为走出困境,王春生一直在寻求突破,最终的结果是——心脏移植。

当时上海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虽然不多,但已有过不少经验。王春生说,他们在做准备的时候是很被动的。甚至哈尔滨的一位医生已经做了十几个成功的案例。

第一次做心脏移植手术的经历,让王春生记忆犹新。

“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院协助动员了将近一百个人,供体在湖州,准备了很久,最后非常成功。第一台手术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一台。要感谢病人,我们坦率地跟这位病人说,我们之前没做过,但病人相信我们,选择继续做。我们也感谢医院领导,我们头十个病人是给予免费的。这些病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以心脏移植这一个病例为突破点,带动了整个心外手术量的迅速提升。从以前300多台,到现在4000台。”现在中山医院心外科临床地位和手术量均居国内领先,而年手术量更是以20%的速度递增。

王春生做心外科主任的时候才34岁,科室里不乏比他资历老的医生。技术过硬、敢上敢拼是他的杀手锏。“以技术服人。我之前积累了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在展示的舞台上能拿的下来。如果手术拿不下来,那我这个科主任就被人家看笑话了。第一年我做主任就让手头上手术量翻了一倍。”

而且,王春生非常尊重科里的老教授,“这是中山的文化,我是老上医的,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的成绩,老师们觉得就是他们的成绩,我是他们的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室也面临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个是手上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另一个是攻克大血管的手术,这是我的老师都没有完成过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在大血管方面迅速领先。到了2010年左右,把很大、很难、很危重的心脏手术都做遍了以后,我们就想着常规手术的微创化——也是应病人的需求,让以前不能手术的病人能够手术,把以前常规式的手术变成微创化。曾经有一个年轻女孩在我们这里做了常规的开胸手术,效果很好,但是有一天她对我说,有一橱子漂亮衣服都不能穿了——身体上有条疤痕。对此我感触很深,我们当时还觉得理所当然,心脏手术只要开好了就好了,没有在意这些。但是随着国际发展,这些器械设备可以朝微创化发展,所以这五六年,我们把相当一部分相对简单的手术朝微创化发展。”

王春生认为,年轻一代的医生都要学会微创手术,包括达芬奇机器人等等。

“这是医学发展的一个必然,我从1998年到现在做了快20年的主任,我们始终跟上国际潮流,从心脏移植到大血管再到微创,始终让中山医院这个学科站立在国内领先的位置。”

3

判断与决策

王春生说,做一个心外科医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努力,更重要的是天赋。

“要成就心脏外科的高手,真的很残酷——很多人努力想做好,做一台心脏手术可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当年同行里也有坚持不下去的,真的开始独立主刀的时候,精神上受不了崩溃了。如果不但手术做得好,还能有一点创新,非常不容易。不是说你努力就行了。实际上更需要有悟性,有天赋,才能胜任这样一个岗位。坦率说,这样门槛又高,学习曲线又长的外科领域,是很少有人愿意选择的。”

现在,王春生最看重的是医生的临床判断能力。病情有很多变化,尤其是疑难问题,这最考验医生的判断力和推理能力。

“比如说,这个病人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心脏血管瘤(其实很罕见),很多人疑惑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其实这就是经验,接触多了,经验慢慢积累就形成了判断力。”

判断之后,最重要还是决策。王春生给学生们的要求是,学会思考。“这里该缝不该缝,这里缝多少,那里又会遇到什么情况?都需要考虑的。因为心脏手术瞬息万变,变化很多,需要判断和速度。”

王春生坦言,心外医生不是搭个桥这么简单,是需要每一个从业者终其一生去琢磨、摸索的职业。他在手术中坚持的是:做正确的事,并且沉着冷静。

“我在手术台上不紧张,虽然手术争分夺秒,但我沉得住气。就算手术台上是个大人物,或者明天有重要的领导来参观,我的态度都不会改变,要摒弃这些杂念,就琢磨好怎么手术就够了——上了手术台以后,战场就是我的了——手术很复杂,必须照顾着很多东西,体外循环、麻醉控制,要全部要掌控住。”

王春生喜欢把自己比作巴顿将军,他说他的一生都是在为手术而战斗。

“站在手术台上,那里是发挥我最大作用的地方。”

口述实录

来源:晔问仁医(ID:YW_ry219)

采访:唐晔

编辑:吴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