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犬本身是两种动物,而不是一种,合起来不过是显示一种功用而已。最早的鹰犬应当是其本意,皇亲贵胄或者富家公子喜欢打猎逐鹿,左牵黄犬猎捕右擎苍鹰观察。

如此看来,封建帝王倒是很喜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因为狩猎本身是群众活动的一种。不过,群众运动应该包括两种,一是种田二是打猎,然而种田总比打猎辛苦,因此帝王们总喜欢打猎胜于种田,打猎更像是一场游戏。

帝王们总有专属猎场,就像其坐拥四海一样。猎场上豺狼虎豹有之,麋鹿猪样有之,它们之所以活着,为的就是君王随时猎杀泄欲。主子狩猎,鹰犬随侍在侧,或一声唿哨或一句口令,苍鹰扑腾而起展翅而飞,猎犬龇牙咧嘴目露凶光。鹰犬天生只为生存而捕猎,有了主人也是如此,假如主人在号令之后鹰犬不闻,主人以后自然不带鹰犬出来玩了,这对鹰犬来说是致命的。

选择鹰犬第一要素,就是忠诚。要做鹰犬,随时准备听从主人号令,主人指东你不敢往西,主人让你停你不能继续跑,要做到张弛之度尽在主人掌握之中。你拥有的只是你的肉体,灵魂则要全权交给主子负责。

其二,做鹰犬还要勇猛。并不是每一次出猎,都是追逐野兔,有时主子雄性大发,誓要与虎豹一争高下,鹰犬不能因自己不能屠熊搏虎而畏首畏尾。即便是牺牲自己,也要让主子兴尽而归,到时主人难免会哀叹一声:真是一条好狗。

如此看来,鹰犬实在是一个好词,因为其代表着忠诚和勇猛。但在今日的词汇解释中,鹰犬早已是自带贬义色彩,这自然有其历史渊源。

鹰犬的出现最早是唐初,为了解决隋末的农民起义分子,在贞观年间设立“六扇门”,专门训练一些新锐少年,这些少年称为鹰犬。任何历史时期,王朝建立之初,皇帝老子们最怕的就是颠覆,为了稳定政权不惜一切代价,因此鹰犬们手中的权利就被无限放大,不免发生“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的事,影响不好是在所难免。

当一个人被无限需要,而又无可替代时,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疯狂。到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王朝的逐渐衰落,政权变得越来越不稳固,因此对于民间的稳定就越来越变得急迫,鹰犬也就越来越猖狂。

巧合的是,明清恰好是小说文化的发端时期,因此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在上做不了官下种不了地的尴尬处境中,将社会现实通过小说的手法影射。自然,那些为非作歹的鹰犬带上了贬义色彩,绿林土匪成了英雄好汉。

假如我们跳出历史早已设定的角色,将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鹰犬恰好是拿国家俸禄的公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务员。如此一来,小说家对于鹰犬的描写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抹黑”。不所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些抹黑事实上是建立在小说家对于历史现象的分析和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之上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鹰犬本身是一个好词,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演绎,变成了极为贬义的词汇,这与其本身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封建王朝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为朝廷办事就是与人民为敌,因此作为公差的鹰犬自然也落不到好名声。但这些鹰犬的来源,无非也是为人子女,是封建制度之恶将其逼上了人民的对立面。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可以界定一个制度的优越性,但最低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少数人的利益。当制度变得邪恶,就连公差也变成鹰犬而不自知。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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