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来说,杜国庠、何香凝、臧克家、郭沫若、翦伯赞、胡绳、章乃器、钟敬文、许涤新、千家驹、黄药眠、沈志远、乔冠华、马叙伦、冯乃超、林默涵、周而复、夏衍、曹禺、茅盾、杨东莼、侯外庐这些名字,亦当不会陌生,自“五四”以降,直至六七十年代,这些名字,闻于当世,领尽风骚,构成了文化史上令人感慨万千的红色传奇。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的文章言行,更足以转移一时风气,几乎可以说,撑起了文化界的半边天。

然而,在他们的履历中,都有这么一条:曾在达德学院任教,或客座,或演讲。

达德学院的大门

达德学院,能够汇聚这么多文化名流,为之执教鞭,在教育史上应该大名鼎鼎,但我翻查了不少图书馆,却找不到这个学院的校史。这么一所群星熠熠的学校,何以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勾起我极大的兴趣。

大约是在2005年时,应霍英东基金会负责人、南沙大酒店总经理何铭思先生邀请,我到南沙参观。席间听何老纵谈往事,偶然说起他曾在达德学院读书,令我心中不禁扑通一跳,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惜那次行色匆匆,未及详谈。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另一位前辈师长林滨先生,也是达德校友。然而,直到六年后,我才有机会在香港与何老再见面,听他细说从前。

达德学院校本部

抗战胜利前夕,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与当地华侨见面,当中便有陈其瑗。陈是广州人,经历也很传奇,曾在北洋政府、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任过职,后来流亡海外。抗战时白求恩到中国,就是由他协助护送到晋察冀的。董必武邀请他回香港办学,他慨然应允。于是,1946年9月就有了由中国共产党和香港左派人士创办的达德学院。李济深出任董事长,陈其瑗任院长。校名取自《礼记·中庸》:“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1946年10月正式开学。

据称,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二所大学(第一所是香港大学),比中大崇基、联合等书院还要年长,地位不可谓不显赫。

学校以香港屯门新墟的蔡廷锴将军故居芳园别墅为校舍。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原十九路军军长,“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名将。芳园别墅现在尚存部分建筑,名为马礼逊楼,在中华基督教会何福堂会所内,为香港法定古迹之一。该建筑选用上海批荡,典型的装饰派风格,庑殿式的屋顶铺设青釉瓦片,四角饰以瑞龙,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在今天的香港,已难得一见。校舍的命名亦很有趣,女生宿舍叫红楼、白宫,男生宿舍叫道德会,而授课的课室叫民主礼堂。

民主礼堂

达德的学生并不多,只有一千人左右,因地处荒僻,交通十分不便,学员往返市区,只能搭“猪笼车”,就是在一辆运货的大车上摆两排木板,大家挤坐一起,在崎岖蜿蜒的青山公路上,颠簸一天才能回到学校。

学院设商业经济、法政、中国文学三个学系,另设新闻写作班。老师几乎都是名重一时的左翼学者,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之称的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其中三老都曾在达德授课;被达德学子尊称为“大师”的黄药眠,是学院董事,任文学系主任,名满文坛,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全国闻名的“六大右派教授”之一;钟敬文有“民俗学之父”的美誉;而杜国庠以其学术成就被奉为“潮州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第一人”。当年他们也学生一样,坐在八面来风的“猪笼车”上,直颠到头晕呕吐,来到达德上课的,而他们的报酬,微薄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达德的青年学生们

2011年我到何铭思先生家拜访,他就住在屯门,离达德当年的校舍不远。坐在他家的客厅,从阳台望出去,便是茫茫大海,风起潮涌。我一边呷着清茶,一边听他侃侃而谈,说着那些几十年前的如烟往事。何老说他在达德读书时间不算长,不会超过一年,“那时候我认真聆听老师的教诲,我倾慕同学的才华,也认真读书和思考一些问题。”不仅对他日后的人生,而且对所有达德学子的人生,都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何老赠我一本他的文集《家国情怀》,其中就有一篇文章是写达德生活的。他以感情充盈的笔触写道:“记得黄药眠老师就曾在容龙别墅与我们三几个同学喝下午茶,斜阳下,远眺流水,心怀国事,神驰万里,从文艺概论畅谈天下事,师生情谊历历在目。那时候的生活充实而又多姿多彩,校园不仅仅可以听到老师们充满远见、智慧的教诲,同学们无拘无束的讨论,在田野上时常飘荡充满激情的歌声,我们参与推动香港学生的戏剧文艺活动,我们辅导一些学校演出,我们去铜锣湾孔圣堂演出过话剧《女子公寓》《少年游》……”

钟敬文、郑振铎等人参加鲁迅逝世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于达德学院校门前合照

红色学人荟萃,达德的课程,自然大多染上红色。1946年12月政府的视学官到达德检查,吃惊地发现图书馆几乎全是共产主义书籍,墙报上也公然张贴宣扬共产主义知识的文章。1949年2月,港督葛量洪会同行政局,以该院“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而此项目的,系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为由,下令取消达德学院的注册资格。

学校关闭后,学生们纷纷返回内地,投身革命。何老离开达德后,也到了粤北参加东江纵队。不少校友都死在战场上,年龄最小的东莞少年莫次,也是广州长风中学(即今六中)的校友,1948年考入达德的预备班,封校后回内地加入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在陆丰的一次战斗中饮弹阵亡,死时才16岁,殊堪叹惜。

当年达德的一千位校友,如今已所剩无几。去年我到香港小西湾的中华基金中学参观,何老年逾九十,近年已很少外出走动,听说我来,特意从屯门坐车到小西湾见面。我们挤在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一起吃盒饭,再一次听他聊起香港近况,老人家思路仍非常清晰,见解敏锐。甚至还问起我对南海局势的看法,我不禁为之感叹,九十多岁还在关心南海局势,也许这就是当年达德培养的结果,有一股永远炽热的政治热情,与年龄无关。

2016年何铭思老先生(中),左为全国政协常委伍淑清女士

我好几次想问,当年你们在达德时的理想,现在实现了吗?这就是你们当年想要创造的社会吗?但我终究没有问。分手时,何老坐在车里,隔着玻璃不停地向我挥手,眼里分明流露出一种“从此别过,后会难期”的依依神情,令我黯然神伤。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想起那一年从何老家出来后,我一连几天住在屯门的海边,望着大海的潮涨潮退,忽明忽暗的山影,不禁想起臧克家那首《自由·快乐——达德学院归来》的诗:

你说,几年来

从没有见我

像今天这么快乐过。

……

这种自由,这种快乐,

这种生命的基本权利,

离我太久了,太久了,

突然间,来得太猛烈,

使我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你说,几年来

从没有见我

像今天这么快乐过。

……

这种自由,这种快乐,

这种生命的基本权利,

离我太久了,太久了,

突然间,来得太猛烈,

使我有一种痛苦的感觉……

(文中老照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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